多年前，我第一次坐飞机沿尼罗河上游谷地飞行，从苏丹的喀土穆起程，向南直达两千英里外位于乌干达境内的尼罗河源头。当时是1941年。尽管那时的飞机比现在的飞机飞得低，除了无边无际的沙漠和婉蜒成一条绿线的尼罗河水，我们从空中仍然没看见太多东西。但我们沿途经常降落下来。我清楚地记得这些降落点，就如同一个在海上长途旅行的人记得途经的岛屿一样。在出发前，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我们在喀土穆滞留了一两天。当时是四月，一年里最炎热的时节。热到什么程度呢?早晨起床后澡盆的瓷边摸起来都有点烫手。那时正在刮哈布尘暴。只是在漫长而炎热的一天结束后，整个城市才最后清醒过来。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前大约一小时，我都拿一本书步行到动物园去。喀土穆动物园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动物园都不同。它位于青尼罗河左岸。白尼罗河从苏丹南部奔流而来，与青尼罗河交汇。动物园恰位于交汇点的上游，面积大约只有两三英亩。热带动物被运到气候稍冷的北方，常会有一种迷茫、无精打采的样子。这里的鸟兽却并不这样。它们都出生在这温室般的气候里，许多动物没有关进笼子。它们按自己的自然状态游来逛去，吃草和灌木，或在小水池里涉水。当时还没什么游客。当我坐在那儿读书时，河马、羚羊和许多种类的长着长腿的鸟半是好奇半是惊惧地围在我旁边，不出一声又犹疑不定。这种感觉是十分愉快、平和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天傍晚，我读书间隙抬起头来，发现戴高乐将军站在我面前。他戴一顶浅蓝色的法国平顶军帽，穿一件热带制服。二战正在进行之中，法国已沦陷了。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友好而随便地跟我打了声招呼后就去看长颈鹿了。天知道他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干什么。我在二战中又见过他两次：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他与罗斯福、丘吉尔在一起；另一次在巴黎解放的时候，他率领人群从凯旋门沿香树丽舍大街游行。当时我们全都热泪盈眶。  

　　但当有人提起戴高乐，我想起的都不是这两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而是这个乡间场景：将军在喀土穆公园里，在火烈鸟和斑马中间。我还同样清晰地记得我那次旅行的其余过程；那群美得惊人的裸体的非洲姑娘，她们头上顶着罐子，沿河岸走着；马拉卡尔和朱巴的圆锥形草屋之间那些像鸟一样一只脚站着、倚在矛上的黑人勇士；巨大的上尼罗河“大沼泽”，从空中看起来它就像一枚巨大的、叶脉分明的绿叶；成千个起了火，正燃烧着的灌木丛；最后，还有维多利亚湖畔那个瀑布，正是从那里，尼罗河开始了它长途人海的行程。尼罗河、亚马孙河，还有下密西西比河都是约4000英里长，至于哪条是世界上最长的，地理学家众说纷坛。   

　　这样的体验在一个人的心里营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是碰上了才有的。要是我在那一天坐另一架飞机，就不会有在喀土穆的耽搁，不会有哈布尘暴、起火的灌木丛，不会见到戴高乐，不会看到那群美丽的女子，也就不会在喀土穆公园的傍晚读书。而且，这个体验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要从埃及西部沙漠的一个战役中离开，去参加阿比西尼亚的另一个战役，全部的未来都显得不可预知。这是战争间歇发生的事，所以回忆起来就十分浪漫。我想像着，尼罗河有一种吸引人的神秘魅力，两岸的居民都体态优雅，过着真正的田园生活；我想像着，成群的大象在沼泽里嘶鸣，到处都是热带蝴蝶在飞舞。总之，一切都是纯净的，人们过着带有一丝优雅的野性生活。   

　　但不管这是不是神话，十七年来，这些念头对我来说，都汇成一个名字——尼罗河。现在是1958年，当我来到卢多尔夫湖时，我想，何不看看我记忆中的画面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我决定沿河而下返回埃及，从维多利亚湖回到我记忆中的喀土穆。 

　　现在做这种旅行的人不多，但其实旅行起来并不怎么困难，到处都能买到车船票。你从赤道上的维多利亚湖北岸出发，顺流而下，坐脚踏船、火车、汽车，经过有规律、有秩序的两周后，就能到达喀土穆。  

　　丘吉尔首相1907年曾做过这个旅行。他当时33岁，已经是六本书的作者了。当时他刚当上英国殖民地助理大臣。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利用尼罗河水发电。他写道：“维多利亚湖的出口被自然生成的黑岩山脊围住了，有两个缺口被冲破，水就从这里流下来。从这两个出口中，尼罗河便一跃而成为滚滚洪流，进入河道，成为一条300码宽的完美的河。站在山岩的背面，你的眼睛大约与闪闪的湖水处在同一平面上。在你脚下一码外的地方，碧水成巨流奔下。下面是泛着泡沫的急流，边上是美丽的树，还有小水洼，水洼里的鱼在阳光下跳个不停。我们用了三个小时看这瀑布，考虑着怎么截断它、利用它。这么巨大的能量却白白流掉了，这么一个优势位置却没有被占据，这么一个控制非洲的大自然的杠杆却没有抓住，而只是徒然刺激着人们的想像。要是让古老的尼罗河水在源头处就先跃入一个发电机，那该多有趣!”  

　　他的梦想实现了。因为现在，瀑布已经消失了。尼罗河源现在是个巨大的水泥大坝，到肯尼亚去的主要公路就从坝上经过。这里为东非的大部分地区供电。 

　　在丘吉尔时代，从维多利亚湖到南苏丹的贡多科罗之间(位于现在的朱巴附近）500英里的行程中，没有固定的交通工具。但丘吉尔在约二十天之内走完了这段路程，有时坐船，有时骑自行车。顺便说一句，他在丛林小径上骑自行车的车速能高达每小时7英里。 

　　现在，在湖以下30英里一个叫纳马萨加里的地方，我们登上一条名叫“格兰特”的船。“格兰特”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J．A．格兰特上校，他在1862年与J．H．斯拜克上校一起发现了尼罗河源。这条船是1924年造的，当时人们喜欢宽大的船。它有两层，头部是方的，看起来像个白鞋盒子，样子不太优雅，但很舒适。像尼罗河上的所有汽船一样，格兰特也是从英国拆散了漂洋过海，再从海岸运抵河上，在河上组装起来的。船尾的两个大木桨划起白色的水花。向下游行进，一小时约能走六七英里。船的上层有六间客舱，家具都是用铜和重红木做的。洗澡间有“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印度、非洲人和一般的有色人种都算是后一类。滤水器是个家用的倒扣的石罐，用一种叫“无铅釉”的东西做成。像船上的大多数小物件一样，这水漏至少已经过时三十年了，但很好用。它上面有一行说明文字“纯净的饮用水就是生命”。乘  客们有不少活动空间。当他们坐在上层甲板上看着河岸缓缓后退时，穿着白袍、系着红色腰带、戴着头巾的黑人仆人便给他们端来饮料。  

　　在下层甲板上就没这么奢侈了。有六只大驳船，占地约半英亩，系在大船头，由大船推着走。非洲乘客都在这儿，连同他们的孩子、山羊、鸡、柴火、香蕉和家产的东西。住在维多利亚湖这一端的黑人部落对色彩特别看重。他们认为妇女只该穿颜色最艳丽的棉布衣服。当他们一起躺在甲板上，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时，看起来就像一条拼起来的花被子。女  人给孩子喂着奶，公鸡嘶鸣，山羊咩咩叫。人们有打牌的，唱歌的，做饭的。穆斯林们还把祈祷毯展在甲板上，向麦加方  向礼拜。有很多奇怪的气味，就好像与你同行的是一个东方的集市，一个永远浮在水面上的魔毯。很快你就习惯了。 

　　船员告诉我，上层甲板的白人乘客都很普通：三个来自内罗毕的护士，用几天放假的时间去看河马和鲜鱼；一对新婚夫妇；一个打算去刚果的希腊商人；一个年轻女人，像我一样，她的目的模糊不清，只是想来“看看非洲”；还有一位身材瘦削、穿戴整齐的英国人。他说他困在欧洲的办公室里有四十年，三年前他退休了，他的钱足够他活到82岁。他认为自己的寿命就是82岁。他没有家室，把伦敦的俱乐部当作自己的家，或当作一个基地，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骑自行车转悠，这辆自行车是他按自己的长腿特制的。他说，总的来说他很快活，管非洲令他失望。他很高兴能返回欧洲，他计划夏天骑自行车穿越比利牛斯山。这些人都打算到苏丹边境时再返回乌干达。只有我将继续前进到喀土穆。等了一天后，天差不多都黑了，我们才上了船，驶入了河中流。我很想知道那个黑人舵手在黑暗中怎么把握方向，因为河上没有夜航灯。大副告诉我：“他凭本能就知道航向。在最漆黑的晚上他也能知道自己的位置，误差不超过400码。极偶尔地，当有浓雾或暴风雨、能见度为零的时候，我们才靠岸或抛锚。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沿河中流摸索前进。河中流的位置在旱雨季是不同的。只不过偶尔河马会碰断船桨。” 

　　早晨我们醒来时，船已到了马西迪港。它位于基约哥湖口。在此湖以下，尼罗河30英里内都是急流，不能通航。于是我们带着行李上了岸准备行程的第二步：坐一辆破公共汽车在陆上行进约80英里，到阿尔伯特湖去。在那里我们又上了另一条汽船“罗伯特。高林敦”号。   

　　我得承认，到目前为止，旅程虽然有趣，但距离我的尼罗河神话还很远。周围的景色令人气闷。一片干硬的灌木丛，尽管雨季已经来临，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雨，这些灌木仍了无生机。那几个护士拿出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又嘶又叫，声如鬣狗觅食；其余的人都在抱怨伙食不好。这儿的伙食只 相当于英国供膳寄宿处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不如。除了早餐尚可外，“吃”的问题从不是中非的吸引人之处。那个环游世界的英国人则在渴望着他的自行车和他的比利牛斯山。至于野生动物，什么蟒蛇、嘶鸣的大象、蝴蝶，一点影儿都没有。 

　　然后，在我们去阿尔伯特湖畔马辛迪镇的半途中，一切都突然变了。汽车进入了一片地区，这片地区曾使早期探险  家们吃惊和着迷，并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人们对中非的狂热。  

　　沿路边是盛开的凤凰木，橡胶园里的树丛间长着大片的风信子花。你真可以想像自己是在英国春天的公园里，不同的是，每隔一棵树的树干上，离地约15英尺的地方都长着树面。树上栖着疣猴。这是一种黑色的小猴，脖子周围有一圈雪白的毛。还有泡泡树种植园和咖啡园，在这些种植园里，像孔雀一样美丽的丹顶鹤在来回踱着步，还有三只狒狒越路而过。这是一片真正的丛林，到处都是雨后生长出来的青草。瓶刷树开着长长的粉红色花朵。 

　　在汽车行程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斜坡的顶上第一次望见了阿尔伯特湖。这个斜坡上有个猎屋，是多年前温莎公爵用过的，当时他是威尔士亲王，到这儿来打猎。这儿也是1864年3月14日塞缪尔·贝克尔夫妇来过的湖东岸的一部分。贝克尔夫妇用了好几年时间才从埃及来到这里。贝克尔是第一个看见阿尔伯特湖的白人，为此他十分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催着我的公牛前进时，太阳还没升起来呢。我答应到了湖之后给向导双份的珠子，他这才鼓起了劲头。天大亮了，清晨十分美妙。我们穿过了一个山谷，开始费力地攀登对面的斜坡。我匆匆爬上了山顶。于是我一眼看到我们此行的光辉目标!一大片湖水像一片水银的海洋一样展现在我眼前。向南、向西南都看不见湖的尽头。湖水在正午阳光下闪着光。在西面五六十英里远的地方，青山从湖中拔起，高出湖面有1000英尺。那一刻我成功的喜悦真难以形容。”  

　　贝克尔对阿尔伯特湖的描述当然是很粗浅的。湖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大。阿尔伯特汹有100英里长，约20英里宽，平均水深约40英尺。但他的确是发现了一个宝藏，因为这是尼罗河的第二个源头。这个湖坐落在刚果的青山和月亮山脉的背景之中，是中非最壮丽的景色之一。 

　　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如同贝克尔到达的那天一样天气晴好，云正在散去。我们驱车下到湖岸边时，明亮的阳光普照着。通常湖水是平静的，但今天湖上却有石板绿色的浪冲击着湖岸；我们发现“罗伯特·高林敦”号汽船比“格兰特”号快些。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开到了湖尽头。这儿是尼罗河从东汇入湖的地方，尔后尼罗河又从湖北面流出。这一地区采采蝇猖獗，所以成了野生动物们的“保留地”，名叫莫金森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待上一天，然后转上另一条汽船“卢加特”号。  

　　我们现在顺利地沿尼罗河而下，进入了下一块地区。这一地区历史上可能是撒哈拉以南最有意思的地区，至少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段历史上没留下人的名字，地图上也没有标注名字，唯一的历史记录就是部族人的传说和考古学家、史前学家们挖出的文物。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为人知的过去，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从北方来的闪米特人和从南方来的班图人相遇了。他们最终融合成了一个混血种族尼罗特，一般来说尼罗特人又高又瘦，脸部特征更像早期埃及人而不像黑人(我在旅途中所见的似乎就是如此)。已故的谢里格曼教授写道：“尼罗特人显出一种种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不太热中于欧式服装和商品，这一点在非洲无人能与他们相比。” 

　　在过去五十年里有不少关于尼罗特人的专著问世。人类学家带着探险家式的热情和毅力研究着尼罗特人，把他们按部落、语言、宗教进行分类。他们细致入微地研究了尼罗特人在出生、婚姻、死亡等方面的奇怪风俗。但在上个世纪早期还没有任何关于尼罗特人的统计数字，人们对他们还一无所知。然后阿拉伯商人凭借可怕的、野蛮的力量闯入了这个香格里拉泄外桃源)。同尼罗特部落人一样，这些商人有的来自北方的埃及，有的来自南方的桑给巴尔和东非海岸。他们聚集在莫金森公园的附近地区，建起了贩奴营。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阿拉伯商人当不了探险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纵使他们本人留下过关于自己冒险经历的记录，这类记录也早已失传。除了后来的人外，所有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可耻勾当中淹没了姓名。早在贝克尔和白人传教士到来之前，第一批商人就已经来了，他们发现这里相当有利可图。他们想要象牙、奴隶，主要供应给埃及、土耳其、阿拉伯、波斯市场。在中非他们既发现了成群的大象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弱小的人。他们沿上尼罗河谷出击。在非洲历史上他们的狩猎是赚钱最多的。他们捉来男人、女人、小孩，把象牙放在他们背上让他们背着。幸存下来的被俘者要么是被赶往桑给巴尔海岸卖掉，要么是被塞在驳船里沿尼罗河运到喀土穆去。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批白人登场的时候，尼罗河上游到处是劫掠、大屠杀、内战。  

　　探险家们也是分成两拨来的。斯伯克和格兰特是从南方来的，而贝克尔是从北方的埃及来的。于是这里又成了这两拨人的交汇点。探险家之后又来了传教士、外国军队。他们一心要把西方文明带给这块黑色的空白地。但伊斯兰教徒仍不打算撤退。一个土著校长的儿子穆罕默德·艾哈麦德·意本·塞义德·阿布杜拉自称是新马赫迪，是先知的后代，率一群伊斯兰教苦修教士组成的军队席卷了苏丹。1885年英国总督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的官邱被杀。此后的十四年，马赫迪几乎控制了北到埃及边境、南到中非大湖的整个尼罗河谷。这一地区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一半大。直到1898年基契纳将军才在思图曼战役中击败了马赫迪，西方文明才开始又一次渗透进来。顺便说一下，尼罗特人从不喜欢西方文明，至少不喜欢他们所见到的西方文明。在这些动荡年代里，又来了一个新的入侵者——采采蝇。采采蝇给人畜都带来疾病和死亡，一度曾有人居住的大片地区现在已荒无人烟。  

　　现在，当你从莫金森公园沿尼罗河而下时，你在河岸上就可以看到这段短暂而动荡的历史遗迹。一个从前的贩奴营的旧址，一个坍塌的要塞，基督教传教基地和清真寺。这些地方一度曾是战斗的核心，现在则野草丛生。最后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片无人区。采采蝇结束了人们的一切野心，不管野心是好是坏。  

　　然而引人注目的主要是那些从这段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人。起初我们穿越了马边部落居住的地区，他们住在尼罗河和比属刚果之间。千万不要把马迪人和上文所述的马赫迪及其部族混淆在一起，因为马迪人是异教徒。严格说来他们也根本不是尼罗特人，因为他们起源于西非。你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他们不像别的河畔部落人那样好斗，身材要矮些，脸圆圆的，很快活。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迅速地接受着西方文明。他们种的主要作物是棉花。如今是三月，棉花刚收获完毕。船每次停靠一个稍大一点的村庄，他们都会从岸上蜂拥而来，带着他们的棉花，要把棉花运到轧棉厂去。这真是个惊人的场面。当我们的船转过一个河湾时，会发现约有500人挤在大树的树阴下面。当船抛锚时，这群人就散开来，像一大群蚂蚁似的向河岸走来。男人们穿着大短裤，孩子们赤裸着，奔走如飞。多数妇女都穿着一种披在身上的宽外袍，带子系在胸前。这些袍子都被染成夺目的粉色、金黄色和朱红色。妇女背上的兜里兜着她们的小孩，像北美印第安婴儿一样。有时孩子头上扣着个葫芦或罐子来挡阳光，就像突击队员戴的头盔似的。妇女们的头发都很短，头顶上沿水平方向分成六七条缝，顶着棉花篮子和不少别的东西：装干鱼的扁篮子、捆在一起的鸡、一串香蕉、一捆柴火、烟叶、水罐和谷袋子。 

　　在河岸上，男子帮妇女把头上的东西放到地上，此时的场面极为活跃。有些岸上的人要作为乘客上来(即上到大船所带着的驳船上来)，有些人则从船上下去拜访自己的亲友。还有一些放下东西，脱掉衣服到水里去洗澡。他们的这些举动都是很自然地完成的。洗完后，他们又喝了水，再到岸上去。妇女们的乳房下垂，但她们的背却是真正的希腊风格。她们水淋淋的黑皮肤在阳光下闪着光。不断有年轻人划着独木舟驶过，这些独木舟都是用单根树干挖出来的。他们划独木舟用的桨就像纸牌里的红桃或黑桃的形状。他们手拿着一串串的鱼登上岸，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不停地互相握手，打招呼，比一般的打招呼要亲热。你常会看见两个人互相伸出手去，站在那微笑，虽不是情人，但双方都很高兴。然后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就会跳起舞来，不动脚，摇摆着身体，用肩膀和手臂向同伴做着一系列有节奏的手势。树下已经开始了贸易，人们把干鱼和水果都放在地上，还有一个啤酒摊在营业。啤酒装在大桶里，是一种泛着沫的白色液体。摊主不停地用一个葫芦瓢把啤酒舀给顾客。在不远处有一辆  旧公共汽车，一个妇女正在向人群大声说着什么，一边做着凶猛而又逗人乐的鬼脸。她可能喝的有点多了。人们听她说着，大笑着，催她接着说。这是个村集，一个“巴扎”(集市)，一个节日，是伟大的一天，因为庄稼都已收割完了，船已开来把它运走了。 

　　我发现我能不知疲倦地观看这些场景长达几个小时。我坐在甲板上，手拿望远镜，而两边绿色的河岸缓缓后退。当船停靠时，我就上岸，在洗澡的人、捕鱼的人、喝啤酒的人和跳舞的人中间溜达。有的人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但似乎没人太在意一个白人。对这一代马迪人来说，白人劫掠他们做奴隶的历史已经太遥远了。   

　　在尼罗河到达几千里外的埃及瀑布之前，苏丹边境靠上游的河段是最美的。两岸景色郁郁葱葱，令人着迷。尽管在不停地重复——岸边的莎草芦苇、岸上的金合欢树和青草、远处是褐色的山——但一切的组合形式又在不断地变化。这种重复中所发生的变化使人无法读书：你老是想抬头看看，怕错过什么东西。尼罗河甘蓝是尼罗河的真正象征。这是一种个头很小的植物，绿得十分清新可爱，大小和形状都像一朵盛开的玫瑰。它们沿着流水漂浮而下，每一朵都是一样的，但它们能组合成成千种图案。它们时而排成一线，有一百多码长，时而聚成一堆，时而围成一圈，追逐着水流中的游涡。尼罗河甘蓝从未消失过，它们年复一年地漂下来，正如这河水年复一年地流淌着一样。   

　　当我们接近苏丹边境时我开始注意到甘蓝的组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甘蓝聚成了一个个漂浮的小岛，上面长着高高的青草，这提醒我们前面就是“大沼泽”了。看着这些小岛在船后面的水波中漂荡，真是件乐事。圣洁的白朱鹭经常在岛上歇脚。它们栖在岛上的草中，沿河而下，仿佛白色的棉铃在风中摇摆。鹤以及许多别的鸟类飞过，黑鱼鹰成群地在树上筑巢。傍晚它们在捕过一天鱼后，会在这些“岛”上把翅膀展开，晒干。它们的目光像吸血鬼似的，又像黑蝙蝠或史前的翼龙。天气不太热，但是傍晚前一两个小时会出人意料地热一会儿，而此时人们已晒够了一天的太阳。大约四点钟的时候，地平线上会有六七处地方堆积起雨云。虽然阳光依[日照耀着河面，雨云却很快变成黑色，下起雨来。短短的彩虹从黑云弯进蓝空。在太阳即将下山之前，这些奇异的光学现象变得更加强烈。此时你就在水中看到五光十色的倒影，不像是在自然界中，倒更像是在剧院里。看过麦克思·莱茵哈特改编的《仲夏夜之梦》的人对这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会很熟悉。 

　　“卢加特”号的船长是个年轻的英国人，他最近还在尼罗河部队里服役。有一天，他问我看没看过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他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关于河上领航等细节写得都很逼真。他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到密西西比河上看看，把那条大河上的危险生活同尼罗河比较一下。早在尼罗河源头被发现之前，马克·吐温就已结束了他的河上领航员生涯。但他对密西西比河的描述今天仍很适用于尼罗河上游。“卢加特”号上没人赌博，但有棉花、黑人。当我们驶入浅水时，一个大个的黑人，穿着件上书“乌干达海军”的衬衫，把一条线扔进水里来测水深。当他用斯瓦西里语向驾驶台报水深时，我想他的话可以轻松地被翻译成：“测标线一，测标线二（英语中发音同马克·吐温)……”但这里同密西西比河也有不同。船长解释道：火，而不是洪水，才是尼罗河上的险情之一。他说，有时候大沼泽深处的腐烂植物产生出巨大的热量，这些热量在升到水面时会燃烧起来。火灾会在河岸上蔓延一英里远，因为绿色的莎草里全是油。又浓又热的烟雾使船只无法通行。除此之外，船只还会同河马相撞。浮岛上有一种蛇，背是红的，腹部是白的，有剧毒。附近仍有食人的部落。船长接着告诉我，我们现在已接近了一个河岸，他的船员在这里都不愿上岸。 

　　我认为船长跟我一样，并不相信有什么食人部落。但是，夕晖中，当你坐在甲板上，手中拿着瓶冷饮，一边看着两边青色的河岸，一边从那里假想出一个恐怖世界，也是件乐事。 

　　行程的第五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发现船已靠了岸。岸上有个小铁皮屋子，屋顶上飘扬着新成立的苏丹共和国的旗帜。这就是尼木累。在这里，尼罗河突然向右拐了个直角，变成了急流，100英里内水流滔滔。“卢加特”号从这儿就转头沿原路返回了，船上载着那几个护士、那对新婚夫妇、那个周游世界的英国人。但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进入苏丹。还有两个去朱巴的女传教士上了岸。有一个温和的、头发灰白的非洲牧师，他本人简直就是汤姆叔叔的化身，大热天还固执地戴着翻领。还有一个来自南非的年轻白人，他的世界观很新鲜。他认为，在他“陷身于办公室”之前，应当用一段时间来探探险，享受一下。所以他将从非洲游历到欧洲，背上背着个书包。我们钻进了一辆正等着我们的大旅游车，向朱巴出发。朱巴是南苏丹的首府，离此有120英里远。 

　　关于这段路程说得越少越好。当1907年丘吉尔来到尼木累时(现在有棵树上挂着个牌子，告诉人们那里是丘吉尔晚上宿营的地方)，他写道：“也不知怎的，过了尼木累后，非洲的魅力就消失了。”现在你才会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在此之前你一直是在一个亚热带的水上公园里旅行，一切都是那么洁净、明媚、清新。而现在你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国家，另一种生活方式。山脉变成了炎热而布满灰尘的平原，上面长着灌木。这儿的景色都被太阳晒得无精打采的。这里的主人是穆斯林，斯瓦西里语被阿拉伯语所代替。人们头上不再有羽毛饰，身上不再穿色彩鲜艳的宽袍子。在这里，人们戴的是土耳其毡帽和头巾，身上穿的是宽大长袍，看起来像睡衣。衣着几乎都是纯白色的。这里没有了不识字的黑人，没有了他们低沉的声音、雪白的牙齿、天生的优雅和缓慢的动作。现在，至少在大点的城镇里，有的是某种属于中东人的鬼鬼祟祟、复杂和狡诈。纳赛尔上校热烈的支持者甚至在这苏丹的最南部也有。街边破败的商店里都会有张彩色的纳赛尔油画像，他严峻而自信地看着你。人行道上咖啡店里的收音机大声播放着阿拉伯音乐，声音又高又尖，似乎无休无止。如果你躲开了某个地方的音乐，在下一个地方你还会听见。咖啡馆的客人们坐在铺着灯芯草垫的椅子上，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陌生人。街道没有铺筑过，尘土飞扬。最常见的建筑就是白铁皮屋子。我寻找着记忆中的茅草房，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些茅草房周围都竖着高高的篱笆，让你看不见里面，给人一种穆斯林式的神秘感。此时你会意识到文明等同于废纸。上尼罗河的原始村落里根本没有纸；而在这儿，到处是被风吹起来的阿拉伯旧报纸、扔掉的烟盒和别的垃圾。至少我对朱巴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这个第一印象至今还在我的尼罗河神话中占据着一个显著位置。

　　可能这个印象并不太公平。我们是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穿过红色的沙尘才到达那儿的，我们紧贴在车靠背上，嘴巴发干，身上却被汗湿透了。当时就是想看到肮脏的场景，于是我们真地看到了。我登上了一条很简陋的叫做“驳船3号”的破船，坐在上层甲板的一个四面围着线的笼子般的空间里，没精打采地等着能喝口茶。岸上到处是垃圾，看起来像个废弃不用的火车站。天热得灼人。我很敬佩两个女传教士中那个年轻的，她是个大约二十出头的漂亮姑娘。以前一直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工作，那是个凉爽宜人的地方。可是以后几年她被分配在朱巴工作。人们指给她看那破败的大街，那唯一的一家旅馆(也是南苏丹唯一的一家旅馆)，那个慈善机构、教堂、医院和她将来的住所。每看见一个新房子，都会让人更加精神不振。即使最富有献身精神、最有经验的传教士也会像她一样的。但是当茶端上来的时候，她振作了一些，居然开了个玩笑。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显然不只是虔诚地5匠从了工作的安排，而且也表现出了她的勇气。显然她很快就会在朱巴安下心来，会发现这儿的不少优点，而我们这些匆匆过客是没机会发现这些优点的。她的同伴是个年老的妇女，她刚去肯尼亚山区度过假。她同样也毫不气馁，她告诉我：“我是在一个小部落里工作，那里只有我一个传教士。”我问她那个部落在哪里，她回答：“我也不大清楚，我不善于看地图。”她随意地做了个手势，指了指平原：“就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吧。”
　　“你在那儿多久了？”
　　“二十年了。”
　　“就你一个人?”
　　“对，就我一个人。”她解释说她并不孤独。她开了个门诊，教不少年轻人学会包扎病人。她在树下给人们布道。她还弄了个花园，那就是她的家。  

　　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正等着海关把这条船放行)，那个黑人牧师站在我们旁边，一直在微笑着，看起来比以前更像汤姆大叔了。他十分紧张。一会儿工夫，传教区的牧师来了。他个子很高，相貌端正，穿着刚洗过的大短裤和衬衫。他严肃而不太热情地欢迎着他的这几个手下人。他向那个对地图一无所知的女士说：“啊，伊娃，度假还愉快吗?”然后很快转向那个黑人牧师和那个年轻女人。他并不是态度不友好，也并非敷衍了事，只是，他们已在这炎热而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对彼此的生活又那么熟悉，所以难免有点冷淡，感情上似乎有点疲倦。尤其是，他们得在一个原始而又不情愿接受他们的地方全力奋斗。 

　　显然，他们之间有成百上千句话要说，但这要等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经过一系列又长又慢的谈话后，这成百上千件事才会慢慢表达出来。但目前，我们这几个人组成了礼貌周全而又舒适惬意的一群。传教区牧师给我们端茶喝，问我们是不是在茶里既加牛奶也加糖。我们可以设想自己是在拜访世界上任何一地的牧师，只不过此时，一群朱巴贫民区的阿拉伯男孩子跑过我们身边，从岸上的垃圾堆上向我们喊着些粗鲁的话。我们喝着茶。海关人员在护照上盖了章，传教士们就静静地到朱巴镇中他们住的草屋和小棚去了。 

　　在此后的七天里，我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驳船3号”。它是许多驳船中的一只。这些驳船上塞满了黑人乘客，有一只划桨的船推着这些驳船走，就像母鸭子推着它的孩子们游泳似的。我们的驳船同这只划桨的船绑在一起。这只划桨的船吼着，船上的铃大响着，铁链子哐啷哐啷的，还散发出油味。这时是拉马丹了。在这个月里所有的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之间都不准吃东西或喝水。天气极热，船员们一整天都精神不振，他们四处走动着，显然在克制着自己的恼怒，而且十分疲倦。这不是黑人的那种自然的懒散，而是突然爆发的长时间的心不在焉。偶尔一声叫喊惊醒了午睡的人们，有时铁甲板上会有刺耳的铁链子的哐啷哐啷声，然后一切又都沉入一种令人绝望的寂静之中，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和划桨的声音打破着这寂静。这些人十分虔诚。你越是进入南苏丹真正原始落后的地区，你就会越注意到人们的虔诚。沙漠越荒芜，气候越炎热，人们越是喜欢伏下身来祈祷，他们跪下行礼的数目比规定的数目要多两三次。我经常观察那个船长，顺便说一句，人们不把他叫船长，而是叫工程师，显然工程师在河上是个比船长更尊贵的称号。他是个身材瘦削而英俊的人，穿着件宽大的白长袍，头上戴着顶饰有花边的帽子。他盘腿坐在驾驶台的一个架子上指挥着手下人。每隔几小时他就走到下面的甲板上来，铺开一小块鹿皮做的祈祷毯，伏下身去。当船经过弯道时，他也换一下方向，以便他永远朝着麦加的方向。有人在他祈祷的那个地方系了只小瞪羚，这只小瞪羚不停地叫着，声音很高，一下子盖过了船上的鸡叫、山羊叫和马达的轰鸣。工程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沉迷在自己的祈祷中，然后他把鹿皮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慢条斯理地又回到驾驶台。 

　　除了那个南非小伙子、一个也是在周游世界的留着胡子的年轻英国人和我外，船上没有别的白人。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已经坐着辆越野车横穿了印度和中非。而在过去的一两年，在英国离开苏丹前，这船上会有十几个白人，有些白人在吃饭前还要换衣服。在“驳船3号”上，乘客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很少离开自己的舱房。尤其是妇女们，她们整天坐在或躺在自己的床上，既不祈祷，也不遵守斋戒。他们的仆人赤着双脚不停地从甲板上给她们拿来小碗的米饭和一篮篮的芒果。她们一边吃着芒果，—边把芒果皮扔出舱房门外。

　　我们这些人则陷入了一种毫无趣味的机械的生活节奏中，哪一天都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丘吉尔在这趟旅行中曾写道：“时间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空间和阳光。”生活真是单调。早晨你醒来时就是一身汗，天花板上的电扇似乎只是让舱房里的湿闷的空气一圈圈地转，此外没起任何作用。一天之中，你有时喝点东西，吃饭，不停地洗温水澡，有时读一会儿书。尽管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时，发现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加深并加固了人的印象，但当时却并未感觉到这一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坐在前甲板上用网拦着的区域内，就好像一个人被困在家里，模模糊糊地得上了某种病一样，身上也不疼，心里也没什么太不高兴的，只是有点像吃了毒品般昏昏沉沉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读书的方式和感受也大有不同。你会重新评价那些书，有不少以前你觉得很好的书现在看起来却平淡无味。实际上，你旅途中的实际经历已经与手中的书搀和到了一起，这经常会造成些奇怪的结果。比如，我在坦噶尼喀旅行时读了不少有关1917年俄国革命的书。我刚从书里读了关于托洛茨基的事或读了列宁的书信，抬起头来，却看见几码外的高草中，一群狮子正看着我，或者某只又高又瘦的鸟在看着我，比如秃鹳，这种鸟既严肃又无情。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当我在阿比西尼亚边界时，我读了《埃玛》和《傲慢与偏见》。这些书都很好看。达西先生是处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那是个有人享有特权、注重礼仪的世界。而此时路边却正有个赤身裸体的黑人在剥一头死疣猪的皮。这两者之间当然没有任何关系，但当真的出现这种巧合时，会产生某种戏剧性的效果。在非洲旅行时，所有俄国小说家都会合你的口味。在现在这次旅行的开始阶段，我在东非大裂谷里读《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目前我正在尼罗河上，发现最新的一段波斯维尔游记——《波斯维尔觅妻记》很对胃口。不知为什么你在非洲不适合读真正的轻松读物，而且侦探小说和神秘故事也必定不合适，但可能查斯特顿的《布朗神父》除外。最佳的读物可能就是关于非洲的书了，最好是探险家们写的，里面最好有十九世纪的雕刻和地图。但关于别的地方的旅游书则显得不伦不类，不仅没用，还会令人厌烦。总的来说，简·奥斯汀的作品似乎是最给人教益的。 

　　在朱巴以下，尼罗河向东北转了个急弯，两岸地势低平，但土壤相当肥沃。在这里你马上就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影响和穆斯林的老于世故。这块地方比马迪地区还要原始。实际上，这是整块非洲大陆上最原始的地区之一。这里住着约一百万丁卡人，无论从何种角度讲，他们都是非洲最有趣的民族之一。国际非洲学院曾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上面说，丁卡人“认为自己的国土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土，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如丁卡人”。他们比其他任何部落都更激烈地抵制外来的干涉。这个学院认为，丁卡人面对权威时的习惯态度是暴躁、骄傲和不顾一切地拒不服从。丁卡人是保守而严肃的人，他们强烈地信仰个人的权利。大自然似乎也帮着他们保持这种好斗的态度，因为他们平均来讲是世界上最高的民族(不少人高达6．5英尺以上)，身体也很强健和柔韧。但他们不是大块头型的，不论男子还是妇女的身材都细瘦而敏捷，臀部窄小，腿特别长。他们的头发是卷曲的，肤色棕黄，接近于黑色。有些人的鼻子很宽，但我所见到的大多数人长着鹰钩鼻、薄嘴唇，鼻子很长，形状很漂亮。除了穿件小围裙，或在皮腰带上系几根布条外，他们拒绝穿任何衣服。即使这些围裙和布条他们也经常不穿。但他们很喜欢珠宝，尤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伤疤。你常会看到有的男子全身涂着灰做装饰，这使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吓人，像个鬼魂，但他们拿着长矛，挑战似的直视着你时，他们的形象又变得吸引人了。丁卡人饲养牲畜，对自己的牲畜十分娇惯。要是父亲给了他的小儿子一只公牛，这个男孩今后就会在牛身边长大，日夜跟牛生活在一起，用呢称叫着牛。当牛在草地上吃草时，他会唱歌给它听。你没法不喜欢这些骄傲而好斗的丁卡人。   

　　丁卡人最爱吃的是牛奶和血，只有当他们十分饥饿时才会在干燥的土地上种点小米。目前是旱季后期，是尼罗河水位最低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在水源附近，用矛刺鱼，用网打鱼。他们的方法很原始，不过是把手编的网一次次扔到水里，或者用矛一次次往泥巴里戳，但他们能捕到极多的鱼。这些鱼就放在太阳下，如果吃不掉就臭了，我17岁时见过丁卡人，他们仍像我记忆中的那么美。我们的船经过时，他们涉水而来。在停泊地，他们聚在我们身边，像苍鹭一样优雅高贵。他们手掌张着，举起手来指着我们，并不是索要东西，而仿佛是说：“啊，你们不过是河上  路过的闹剧罢了。”但他们痛恨被人拍照。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知是裸体的，而可能是因为他们把照相机当作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会威胁并侵犯他们的隐私。照相机也的确威胁了他们的隐私。照相机从他们身上拍下影像，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形象是不应该让陌生人或敌人知道的。有一天，那个留胡子的年轻英国人正在甲板上拍照，一个6英尺高的丁卡勇士越过沙岸、跳进水里，怒气冲天地向他冲过来。那个丁卡人用手指指着我们，然后举起矛，把矛向空中骇人地刺了很多次。显然，要是够得着船的话，他肯定会杀掉我这年轻朋友的。还有一天，当丁卡人看到照相机时，男男女都向我们扔石头和泥巴。我们的一位同行者———位穿着城市服装的北苏丹人（他受过教育)也向我们走过来，问我们照相有没有得到过允许。他几乎跟岸上的部落人一样怒火冲天，但他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因：他不希望这些“落后的”村子被人拍照。这儿的居民赤身裸体，对他来说这是件不体面、令人羞傀的事，给他们拍照会让人对苏丹留下坏印象，这是在向世界宣传苏丹落后的方面。他觉得，世界应该了解苏丹人正努力建设的新共和国，应该了解学校、医院、西式服装、拖拉机和水力发电项目。南部的这类原始现像很快将被清除。他也有他的道理，此后我们就不拍照了。  

　　但能最后看一眼单纯的丁卡人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同朱巴相比，丁卡人的村子我要喜欢得多。它们看起来就像一两个世纪前美洲印第安人的营地。草做的高房子在岸上大致围成个圈，占地约一英亩。草屋前的地上燃着火。草屋后，长着大白角的牲畜吃着草。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男人们坐在挖空的树干制成的独木舟里划来划去，女人们头上顶着水罐来到河边，这一切就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小孩子尤其讨人喜欢。他们不像尼罗河上游别的部落的儿童那样长着鼓肚子或骨瘦如柴，他们敏捷而优雅，胸部很结实。从他们的父母身上你可以看出，他们直到中年后期仍保持着这种体型。   　

　　但是遗憾的是，不少女孩子在剃过的头上涂了层红色的油，还把头发弄成一股一股的像拖布一样。也有不少女子已经开始穿长达膝盖的铁锈色的褂子。她们脖子上挂的红色珠串特别悦目。笑的时候，闪光的白牙把她们圆圆的、炮弹似的脑袋分成了两半，真是灿烂动人。  　

　　总的来说，这些小村子给人的印象是，人们过着宁静的、步调一致的生活。通常来讲，每个村子或者一组村子都是自治的，有自己的“枪矛首领”，还有些长者来执行古老的法律。有些法律很奇怪，但都能让人理解。比如说有条法律规定，每个男性在自己的岳母面前都必须穿个小围裙。整个部族都崇拜天神“约克”，他是这个部落遥远、伟大的祖先，是宇宙之灵，是生命力量的神秘源泉。  

　　“约克”从天上施雨。这儿的雨季从四月开始，十一月结束。当尼罗河涨水时，丁卡人赶着牲畜退到高地上去。从十一月到次年四月是旱季，他们又回到河岸，把被白蚁侵蚀或被水冲坏的房屋重修起来。这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村庄。当我们顺河行进时，傍晚一降临，河上就会有一场不大的雨落下。此时是三月末，种种迹象都表明，丁卡人很快又该迁徒了。我们很少看见野生动物，偶尔有只河马从褐色的河水中露一下头，或有条鲜鱼从沙岸上往河里爬，还有几只水羚。也有一两次，几头象在芦苇地里吃草，它们是八九十年前那场“象牙大屠杀”的幸存者。  

　　从朱巴出发，三天后，我们来到了“大沼泽”——这个词很恰当。这块大沼泽里人工开了些河道，但都很窄，而且七拐八弯的。我们这些驳船队都是方形的，十分笨重，根本不便于拐弯。我们坐在船上，船剧烈地左右颠簸着，先撞上了这边岸，又撞上了那边岸，撞得不重，但声音很响。我们常常先退十分钟，再往前开，紧擦着低低的崖岸才能拐过弯去。河水在崖岸下急速流着，带走大块的土壤和莎草芦苇。有时我们在岸边漂流，眼看船撞到沙岸上却束手无策。发动机房里的铃现在响个不停，尽管工程师显得不为所动地盘腿坐在驾驶台上，余下的人都觉得这个经历很让人受不了，就像骑在一头暴烈的马上似的。此后的三天里，我们颠着、冲着，跌跌撞撞地沿河而下，两岸除了一望无际的羽毛状的莎草外一无所有。莎草仿佛是绿色的海洋。灼热而发白的天空下，地平线是一个完好的圆形。  

　　塞缪尔·贝克尔详细描述了1870年他第一次看见“大沼泽”时的情景：“沿白尼罗河而下的无数‘浮岛’没有了出口，它们被河水的冲力阻在了这里，直到河面以下都被植物日积月累地塞住了。河水通过一些神秘的通道流了过去，于是在这里整条河成了个沼泽。河水在水流的巨大压力下，从无数小通道流过了沼泽。实际上白尼罗河已经消失了。”  

　　这个障碍两千多年来阻碍着探险家们到达尼罗河源头。从探险家内罗的两支百人队伍被迫返回到十九世纪，无数支探险队无功而返。当时，神秘的尼罗河让文明世界着迷，有甚于今日的外层空间之令人着迷的程度。贝克尔开出了一条路，结果却发现水草在他身后又合拢了。1874年，一支埃及探险队开了个通道，但四年后这个通道又被水草塞住了。1880年埃及人又开了个通道，但很快埃及爆发了内乱，于是此后的十四年里未进行任何清理水草的工作。直到本世纪初英国人才开通了一条永久性河道。一个名叫麦克姆·匹克的上尉率一群工程师砍开一大堆一大堆的水草，有的水草堆有1英里长、20英尺厚。这些被砍开的部分再被分成10英尺见方的块，然后用炮船把这些草块从河里捞上来。这些炮船在下游处工作，用粗绳索打捞水草块。这项艰巨工作用去了四年时间。   

　　“大沼泽”绵延250英里，几乎是意大利国土的一半长。要是能把这儿的水排干，它能成为又一块伦巴底平原，甚至还要大得多，而且可能会跟伦巴底平原一样肥沃。这个项目正在讨论之中。但目前，这里几乎毫无生气。当你从此经过时，会觉得是一大片冷冰冰的荒凉景象。这儿比沙漠更可怕，因为它没有沙漠的防腐效能，也没有沙漠上那种明净的阳光。这块大沼泽是满含敌意的、原始的，仿佛来自于世界的混沌之初。莎草倒是一种颇为美丽的植物，高度约是12英尺，草茎很长很绿，像手杖一样，叶子铺展成美丽的扇形。但当莎草这样聚在一起，日复一日，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满眼都是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令人气闷的、幽闭人灵魂的，甚至有点险恶。 

　　有一天，我们靠岸一两个小时，修一条坏桨。我走上岸去，走了几码后，发现自己周围全是一面墙似的莎草秆。只需走几码我就可以再回到船上，但在这样的荒野之中真如在噩梦里一样，脑子里很容易想像到船已开走，把我抛在了这里，注定要死在这里。当我回到“驳船3号”上时，这条船对我来说真像天堂一样。 

　　“大沼泽”里的火很美。我们周围都是火，日夜不停地燃着，释放出滚滚浓烟。你远在5英里或10英里外就看见地平线上的火焰了，但你在弯曲的河道上要走上一两个小时才能来到火焰跟前。岸上的热浪直向你扑来。在黑夜中看仿佛远处几座城市起了火，下面的火光使升向天空的烟呈现出粉中透紫的艳丽颜色。这种景象常使我想起某些历史题材的图画，比如说“拿破仑撤出莫斯科”，或“庞贝城的末日”。早晨时你就会看到岸上一片狼藉。莎草秆扭曲缠结地倒在焦黑的土地上，仿佛某座夜间被焚毁的巨大建筑物的梁椽。空气中有股刺鼻的味道。  

　　火吸引了河边的小鸟。你会看见它们冲到火焰边上，攫取被热浪赶出来的昆虫吃。这些鸟像河上的水草一样数量多得惊人。我第一眼看到它们时，还以为是蝗虫，它们在天空的背景下是黄褐色的一个小点，只有通过望远镜才看见它们小小的长着羽毛的翅膀。它们有百万只之多，飞行速度很快，成批地飞，在空中交织、盘旋，不停地改变方向。它们一定像蝙蝠一样有某种“雷达”来指引方向，因为它们从不相撞。 

　　尼罗河甘蓝消失在大沼泽里，可能是朱巴上游的急流打碎了它们。风情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甚至比甘蓝还繁盛。这是一种绿色的茂盛植物，开淡紫色花。它们从岸上伸展出来，在水面漂荡着。长长的须茎不时断折下来，沿河而下。我们的船不停地撞在这种聚成一堆的绿色漂浮物上。尽管桨把它们击成了碎片，但它们在船尾又聚在了一起。  

　　 “大沼泽”边偶尔也有一两块硬地出现，这些地方会长一两棵树，会出现村庄。我们现在进入了努尔人的疆域，他们与丁卡人有亲缘关系，但个子比丁卡人小，也没有丁卡人那么漂亮。不少男子和年轻女孩全身赤裸，只在上臂戴些紧紧的钢线圈，使线圈下的肉都鼓了起来，仿佛长了瘤似的。有些人戴的饰物是我在尼罗河区第一次见到的：一串金属珠子，珠串后面绑住了，当佩戴者走动时，珠串会撞击出悦耳的声音。这种声音似乎使女孩子们十分高兴，她们也是人人都把子弹似的头剃光了，只在头顶上留一个小髻。头上剃过的部分是一串串平行的伤疤。   

　　你沿尼罗河而下越远，就越容易见到人们有自残肢体的传统。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些伤疤都不是无故存在的。它们或出于部族习俗，或出于宗教，或出于点缀，或出于成年礼，或出于性。据说自残肢体的欲望是原始人的第一本能。但纵使在你每天经过的村子里都遇到这种情况，这种习俗仍让人难以理解。你会看见有不少部族人的门牙被自己打掉了，但没人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有一种理论解释为，打落门牙后，就可以给患破伤风的病人喂食了。显然没有任何动物会自残肢体，而动物比人更原始。我也不觉得自残留下的伤疤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不要说漂亮了。我们船上有一两个非洲妇女，身上的伤疤很可怕——脸部有一英寸那么宽的疤。现在我们又遇见些年轻男子在自己前额上弄出很多葡萄大的脓疤。为了达此目的，他们肯定是用刀在  额上割下很深的口子，然后在伤口里揉进一些令伤口发炎的汁液。这些伤口看起来真可怕。当你遇见一个受过某种教育并穿着西式服装的非洲人身上也有这种伤疤时，这些伤疤就更令人反感。这种人期望自己成为一个文明人，实际上他常常确实很文明，但从外表看来他仍是个十足的野蛮人。

　　在我看来，努尔人似乎比丁卡人穷些。我们越往“大沼泽”中走，就发现岸边的努尔人越穷。在我们经过的前几个努尔人村庄里，人们都知道什么是钱，上我们的船来卸货的努尔人在于过活后就排着队来领工钱。还有一次我们半夜抛锚在岸边，在探照灯的强光下，有个努尔人执意要把一条死鲜鱼卖给我。有些地方的村民专门织草垫，还拥到岸上来要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船上的乘客。他们站在岸上，每人手里都拿着块12英尺长的草垫。这个景象真是奇怪，他们伸手要钱时的样子仿佛在乞求。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大沼泽”之中了。村与村之间隔得越来越远，最后成了一户一户的人家，住在简陋的草房中。除了临河的这一面外，草房周围都是莎草。显然这些村民十分饥饿。我看见有一群人正在剥一条死鲜鱼的皮，而鲜鱼肉一点也不好吃。到处所见的人们都又瘦又疲惫，很可怜。有一次我们看见有一小群象正在离几座草房很近的地方挖草根吃，但部族人显然毫无攻击这群象的意思。事实上，看起来他们身体虚弱得根本没力气去捕杀这几只象。 

　　他们对我们这只船的反应很有趣。船在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是方圆几英里内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在上游较发达的居民区里，人们对船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但在中下游，我们的船就引不起岸上的人多大注意力。坐在草屋外的男人、妇女们甚至都不抬眼看看，有的还故意背过身去。这不会是因为他们见惯了船，因为这条船十四天的行程是河上的一件大事。更好的解释是，这些人不愿陌生的东西惊扰他们，也不愿打破他们封闭、平静的生活节奏，正如当我们在钓鱼或划船的时候，不希望有高速列车或喷气式飞机经过一样，我们也可能不会抬头去看。由此你就知道，我们的到来对村民们的生活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种打扰，一种侵犯。他们则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单调生活中。   

　　我记起了一个令人十分绝望而悲伤的场景。有一天我在读书时抬起头(我看的是一本伍德豪斯的小说，在这样的环境中读这本小说并不有趣)，看见岸上有个孤独的男孩，坐在一个歪斜的小屋旁边，一动不动。这很奇怪，因为这里的黑人小孩常常向船上招手或呼喊，一般还成群地奔过来。走近些后我才觉得这男孩肯定是生了什么病，肚子很鼓。他显然由于痛苦和疲弱无力而昏迷过去了。什么都不能令他快活或引起他的注意。你在非洲一般不要草草地下结论，但我觉得这个男孩可能是被家人隔离开来，放在这个小屋里任他死去。我一直望着他，直到船拐了个弯，他一直一动不动。   

　　现在我们已经在“大沼泽”里行进了三天，正在接近诺湖。在诺湖，有一条叫巴尔艾尔。加泽尔的交流汇入干流。从这儿，尼罗河急拐向东，有许多迹象表明我们终于把大沼泽抛在身后了。我们离卢克索和古埃及的河岸大庙还很远——它们位于喀土穆下游1000英里，但我们总算是回到文明世界中了。宽阔的土质平原取代了莎草，成千头牲畜在那里吃草。这里的村庄是乏味的、半开化的，岸上有发亮的铁皮屋，还有几辆坏掉的公共汽车。越来越多的居民穿着衣服。令人奇怪的是，野生动物也多起来了。成群的阿伯丁姆鹳从芦苇中飞起，鳄鱼在沙岸上晒太阳，成群的河马哼哼着浮现在河面上。我还看见了远处的羚羊，可能是苏丹特有的羚羊，它们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格雷太太羚羊。船再也不会撞到岸上了，尼罗河现在浩浩荡荡地东流。不少渔人在用于芦苇绑成的V形筏子土划着桨，我们又一次看见了远处的山脉。  

　　我们在到达马拉卡尔之前的那天夜里突然听到一片人声嘈杂。我们的船在黑暗中撞上了一艘渔船，在众人的叫嚷声中，三个昏迷了的年轻人被拉到了甲板上。早上我看见他们蹲在发动机旁的甲板上，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他们放在那个鬼地方。热油的味道直熏人，发动机的声音使人们几乎没法谈话。显然这三个年轻人是第一次离文明这么近。水上的这条庞然大物把他们从大洪水前的时代里拉了出来，他们完全不知所措。他们蹲在那儿，黑黑的，赤身裸体，腰上只有一圈线，眉毛上方有很深的伤疤。他们的眼神就如被捕捉的野兽一样。到了马拉卡尔，警察上船带走了他们。这些警察穿着很齐整的咔叽布服装，头上的蓝色呢帽歪在一边。警察不停地发问，那三个年轻渔人则呆呆地望着警察，竭力想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显然，渔人们想说的只是他们的船没了，他们想回家。但在马拉卡尔，我们又回到了需要法庭、证人、陈述之类的文明社会。在我上岸时，警察头头已经拿出了个笔记本准备录口供了。 

　　马拉卡尔(人口约有6800）简直就是又一个朱巴，只不过比朱巴更大、更热闹，灰尘更多。但它有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希鲁克人的领地，离河边不远的法什达就是这个部族的神圣国王所在的地方。当弗雷泽1890年发表他的巨著《金枝》时，人们对中非洲部族的习俗所知甚少。弗雷泽主要想陈述的是，位于罗马城南阿尔本山区内米湖畔的阿里奇亚森林中的史前森林之王是何等重要。他在十二卷的删节版前言中的一段话却很有预见性：“我不知道书中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表明非洲对早期意大利产生了影响，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南欧曾有非洲人居住。欧洲和非洲这两块大陆之间的史前联系还很不清楚，有待于考察。”这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地球上的最早人类出现在非洲。现在，当我们对希鲁克人的神圣之王有所了解之后，再去读《金枝》著名的开篇就很令人兴奋了。弗雷泽在描述内米湖畔的圣地时说：“在圣林中有一棵树，在一天的任一时间，甚至是深夜，你都可能看见有个灰色的人影在树周围行走。他手里拿着把出鞘的剑，不住地向周围东张西望，仿佛随时会有凶手向他扑来，因为他所防备的人迟早会杀了他，取代他而成为这里的祭师。这就是圣地的规则。一个想成为祭师的人必须杀掉前任祭师后才能上任。杀掉前任后，他一直担任祭师之职，直到另一个更强壮或更狡猾的人杀掉他为止。他这个危险的地位同时赋予他‘王’的称号。但哪个国王也没有他这么日夜难安，噩梦连连。因为年复一年地，不管是严冬还是酷夏，不管天气好坏，他都得独自一人防备着敌人。一旦他想不安地睡一觉，那他就得冒生命危险。哪怕稍有放松，他的体力或击剑本领哪怕稍有衰退，都会置他于危险之中。如果他鬃生白发，垂垂老矣，那他简直就是接到死亡令了。” 

　　然后他又说：“没人会否认，这种习俗有一种野蛮时代的味道。如果这种习俗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就会与当时的礼仪社会形成鲜明反差，如同修剪整齐的草坪上一块远古的岩石。” 

　　当弗雷泽写下这些话时，他所说的杀了人的神圣之王就住在法什达。实际上，这神圣之王的后继者们直到今天仍住在那里。 

　　关于这一问题，谢里格曼写道：曾有一段时期，王族中的任一人只要杀掉了国王就可以继承王位．这种习俗到今天演变成国王白天睡觉，晚上醒着。因为只有在晚上，当他独自一人或和自己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来杀他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希鲁克人常谈起王后的草屋旁发生的血战，国王和进攻者都不求救，因为据说这件事应由双方通过单打独斗来解决，这是个荣誉问题。’  

　　最近这个习俗有了些变化，希鲁克人的国王干脆被扼死或困在一个草屋里死掉。现在，在部族法律中．另一个想当王的人，只要他是王族血统，就可以杀掉现任国王。因为这个原因，国王的儿子或其他前任国王的儿子在晚上都不许靠近法什达。  

　　但希鲁克人杀掉国王不是为了开玩笑，也不是因为强大到足以夺取王位。他们此举有更现实的原因。他们认为自己的国王有神圣的力量：他能施雨，能施魔法，能给人们带来子孙和健康。他们还相信，整个部族的命运都与国王的身体状况紧密相连。如果国王又健康又强壮，那么他们也都会健康而且强壮，他们的庄稼也会长得好。反过来说，如果国王很虚弱，或者生病了，那么整个部族的一万多人也会受苦。所以，当国王体力下降时，必须赶快把他杀死，让一个更健康的人来当国王，让他自然死亡可能也意味着整个部族都会死去。引用谢里格曼的话说：“当国王露出生病的迹象，或者渐渐衰老时(表现在他不能满足他数量众多的妻子的需要)，希鲁克人习惯上会马上把他杀死，其目的是让部族灵魂置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体内。” 

　　丁卡人也有神圣之王(但他们的神圣之王权力不大)，他们甚至有一种做法，就是让那个力量衰竭的统治者自己接受命运，自行了断。一种方法是，这不幸的人自己跳进一个坟墓里，当他向部族最后说几句忠告之话后，就下令人们把墓填上。  

　　这类习俗现在都在衰落。但我们沿尼罗河而下时，却不能不感觉到那仍然存留的深深的神秘气氛。不管怎么说，这些土著大多数仍是异教徒，他们有强烈的本能，受神秘的梦幻影响着，同他们在一起就仿佛置身于世界之初。当有人告诉你(在非洲这样的事我就听说过六七次)，有些人认为自己正受着某种诅咒，于是自杀，你不要轻易就认为这故事是荒诞无稽的。通常这个人的确会死掉。他屈服于一种宿命，这是西方的所有理性都解释不了的。在这些人的生活中还弥漫着一种无根感、漂泊感，几乎是脆弱感。这也是高更的画中塔西提岛人的一种呼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索尼亚·科尔在《东非史前史》中说：“石器时代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就停滞不前了。这里不是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极其缓慢地向南部的大陆内部渗透。”由于苏丹在过去六千年里越来越干旱，这些尼罗特部落被迫迁向南方。科尔女士继续说，“但我们对目前大部分东非部族人的起源所知甚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而来，何时而来，为什么他们对物质享受、发明东西以节省体力、文化和艺术创造如此漠不关心。要解释他们过去的历史，我们只能依赖于口头材料”。 

　　显然，他们的历史要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应上溯到意大利内米湖圣林中的神圣之王时期甚至更远。这段历史直到最近几乎没什么真正的进步。就像尼罗河一样，这段历史一直在变化，然而又一直是老样子。在当代文明这块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尼罗特人仍像弗雷泽所说的远古的岩石一样凸现着。  

　　我们现在已接近了旅途的终点。尽管我们离地中海的尼罗河河口还有约2000英里远，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正在离开非洲。这里的草屋更像房子，造得很漂亮、结实。河边有条公路，你不时能看见一辆卡车在公路的灰尘中行驶。岸上仍有数以亿计的小鸟。有一次我还看见一群部落人在芦苇中用矛刺死了一头河马，然后将河马剖开。但这里，河上已有别的汽艇驶过，这儿的气氛让你感觉似乎是个巨大的河口，马上你就会看到船坞、码头和广告标志。实际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尼罗河一头扎进了越来越干旱的沙漠。河岸上有一条绿带，绿带以外就是沙的荒野，比“大沼泽”更荒凉。它可能没有上游“大沼泽”的莎草大迷宫那样令人气闷，但这里空无一物，使人产生某种敬畏之情。有时那种干燥的酷热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空气中有种粗鲁而懒散的气氛，十分怪异。从赤道起，我们一路—直能看见鱼鹰，它们甚至比河马还常见。鱼鹰从树枝上闪电般跃下，从河里抓起一条鱼，这情景真令人叹为观止。但在这块沙漠的边缘，连鱼鹰这迅猛的捕鱼者似乎也受到了普遍的慵懒气氛的影响。 

　　一天下午，我正在观看一只栖在秃荆棘上的鱼鹰，突然发生了件令人吃惊的事。有三四条大鱼(看起来像罗非鱼)从河里冲到了沙岸上，后面跟着一条小鳄鱼。小鳄鱼掀动着上下领疯狂地咬着。这几条鱼最后拼力又回到了水里，有一条落进了鳄鱼嘴巴里，但剩下的两条都逃走了。这些事件就发生在离鱼鹰不足二十码远的地方，它有足够的时间冲下去也分一份。尼罗河上游的鱼鹰绝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但整个事件都结束了，鱼鹰才展开翅膀，心不在焉地翱翔了一会儿，又回到了树干上，就像那种胖胖的城市里的海鸥，这些海鸥由于总是吃海上汽艇后面的鱼，所以动作很迟缓。  

　　在离喀土穆约200英里的库斯提，人们又一次上岸，坐火车来完成最后一段行程。我得承认，我最后看一眼“3号驳船”时并没有太多留恋，但现在我吃惊地发现自己能记起这条船任何一个细节：嘶叫着的瞪羚旁祈祷的工程师；被击破的一串串的风信子；船两侧挂着的幔布状的莎草叶子；成夜开着的电扇；河的味道；船上提供的一小杯一小杯土耳其咖啡里甘甜而又牙碜的渣滓。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令人不快的，那么我应该把它们驱出自己的记忆才是。但事实上，它们形成了一个明晰的经历，与其他经历隔绝开来。而当我到达喀土穆时，这个经历便猛然地永远划上了句号。 

　　我在喀土穆呆了一天半，然后上了一架飞往欧洲的班机。一天半的时间已足以让我发现，尽管从我上次来至今它的人口增至9万，实质上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虽然没有吹“哈布伯风”，但四月初的这一天(如同十七年前的那个四月一样)，气温升至华氏110度。在青白尼罗河交汇的地方，你仍可以看见两条河并肩前流，一条白里泛黄，另一条灰里泛蓝。在河左岸你仍可以去凭吊丘吉尔1898年在恩图曼战役  中与第21队骑兵发起冲锋的地方，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副官。河对岸一个绿色小广场上，你仍可看到英军总司令基契纳骑着他那名叫“外交家”的马的铜像(最近这个铜像被移走了)。在官邸中(这座官邸是个漂亮的白色建筑，要不是它的摩尔部族风格的话，你完全可以想像这是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建筑)，你还可以看一看在奥姆德曼战役中从叛军手中缴获来的大炮和胸镜。据说其中某些东西是拿破仑征服埃及时送给当地居民的。在庭院里是那道弯曲的楼梯，戈登将军就是被杀于此。 

　　如果你从官邸向南走，你就会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那里是它的历史和现状的交叉点。首先你会看到地中海常见的三桅小帆船，帆是用羊肉块做的，从法老时代起它们就航行于尼罗河上。然后你会看到六十年前基契纳在树林中建的官方城镇(其街道组成英国米字旗的图案)，还有清真寺、集市、现代的城市建筑，火车站，最后是沙漠。这些都跟我的记忆一致。  

　　傍晚我去了动物园，这里发生的变化更少。当然再也看不见戴高乐将军了(当时他正准备沿香榭丽舍大街再举行一次阅兵式)，但是豹子、斑马、瞪羚都一如从前。在夕阳中我找到了水塘旁我的那个老座位，动物马上聚了过来。我寻找着细脚伶仃的鸟、秃鹳和鹭，鹭的头像只靴子，仿佛恼火似的盯着人看。它们都在那儿。有一只在离我六英尺远的地方站住，直盯着我，仿佛认出了我，因此还不太高兴。这种鸟总是神情哀伤，像一块远古岩石那样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