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跟肯尼亚人说，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或什么别的人造物质没有搅乱非洲气候的话，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在从前，每年有两个旱季、两个雨季，旱雨季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几乎可以精确到某一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肯  尼亚的不少地方，一旦雨季来临，你就不能离开正路太远，有时甚至正路上也无法行走。但在过去的三年里，甚至在最干的季节，晴空中也下起大雨。二月份的时候，打大动物的猎手们却闲坐在内罗毕的旅馆里，这景象真让人不快。他们中大多数从世界各地飞来，提前几个月就计划好了自己的行程，因为他们知道东非二月份是从不下雨的。可现在大雨却倾盆而下。要是你每天都要付35英镑旅行费等着雨停，那可就真让人厌烦了。那些出了城的猎手大概情况更糟，他们只能坐在淤泥的帐篷里，哪怕用多少钱也救不出他们。

　　我自己被天气困扰，但我却有自己的原因，因为我正等着出发去卢多尔夫湖旅行。我和妻子同一位名叫西德尼·杜内的白人猎手朋友计划好一道去，不是去打猎或摄影，而是因为我们被这个地方迷住了。对杜内来说这是一个猎手的例行假日，因为他想调查那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状况。对我们来说贝U是纯粹的冒险。　  

　　卢多尔夫湖位于肯尼亚西北角荒凉的无人区，湖东岸的部分地方完全是沙漠。尽管它的面积有3500平方英里，是世界第23大潮，并且有约180英里长，20—40英里宽，却从没有任何船只在湖上行驶过，湖边也几乎没有哪怕很小的村庄。很少有人去过那里。近年来这个地方更加与世隔绝了，因为湖边属于阿比西尼亚的一端发生了部落冲突。肯尼亚的英国当局于是宣布这里为禁区，任何游客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在我们听来，关于这个湖的一切似乎都十分有趣。据说这里是乌的天堂，鱼产量惊人。但是湖却正在干涸。有一条不小的奥莫河从阿比西尼亚山区流入湖中，也有其他的季节性河流，但这些流入的水量却无论如何也抵不上巨大的蒸发量。从1914年起湖的水面下降了30英尺。苏丹人过去拥有过的最北部现在成了一块又高又干的陆地。蒸发作用的一个后果是使水里沉积了不少泡碱盐。河马、鲜鱼觉得这种水质很不错，人喝起来却苦涩难咽。   

　　当地的居民是图尔卡纳人。他们既好战又热爱自己的部族，这些人仍然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还未受到外部世界的什么影响。对到卢多尔夫湖来的游客来说，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这里的与世隔绝，在这里能体会到极端遗世、特别孤独的感觉，仿佛是死海移到了非洲赤道地区，并且再放大许多倍，然后又被人遗弃、淡忘了。  

　　听到这些，我们就急着上路。但过了二三月，仍不时有暴雨落下来。我和朋友们呆在内罗毕城外，每天晚上我都能望见云在尼贡山顶堆积着，并向东扩展。还有一个不祥的兆头说明有更多的坏天气等着我们：据说非洲村民们对大自然有一种第六感觉，而他们现在正在放火烧荒，以便雨季中新草能长得更快。每天早晨空气中都有一股烧荒后的新鲜而湿润的气味。 

　　但到了三月中旬，本该随时有可能就有大雨倾盆的天气却好转了。我们不打算再等下去。一天清早，我们装了两车的宿营用具就出发了。我们计划到卢多尔夫湖西一个叫弗格林湾的地区去，以便避开湖东和湖南的沙漠。这意味着要从内罗毕行进两到四天，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一路上有多少座桥被冲毁。第一天我们的路线是偏西北方向，直达乌干达边境。我们的行程是很奇怪的，因为得穿越东非大裂谷，然后在赤道上爬到9000英尺的高度。在阿尔贡山下的基塔尼，我们经过了一些非洲最美的地区，奶牛场、庄稼，田野一片葱郁，有如英格兰。然后径直朝北，马上冲下两个极陡的坡，这里干旱得如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海拔3000英尺的地方，我们开始脱掉毛衣。海拔2000英尺的地方是一个半沙漠地带，车后扬起一片红色的尘沙。这些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一般只有当你坐飞机飞入另一国时才会感受到。刚才我们还行进在桉树丛和肥美的田野里，现在我们却是在一条干涸的河岸上颠簸着，河畔是一行行的多姆棕榈，河两岸鼓起一堆堆玫瑰色的庞大蚁山。这一地区是大羚羊出没的地方。大羚羊的角又长又直，上面起着皱，像矛一样挺立着。但我们一只也没看见，所看到的动物都有沙漠动物的小型化特征：矮小的瘦瘦的灰骆驼；脖子上有一条像脖套似黑带的驴子；数不清的山羊；像猫一样的猿。甚至鸵鸟个头也很小，有一种驯顺而疲惫的神情。平坦的地面上最常见的颜色是覆满着灰尘的橄榄灰，但又有吸引我们目光的亮点———些粉色的甲壳虫、长着粉红色眼睛的晰踢、热带蝴蝶等，亮得不可思议。还有在干枯的树枝间迅疾地飞来飞去、长着彩虹般翅膀的太阳鸟。   

　　我们在路上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少。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到达了一个叫罗德瓦的英国设立的边防站，这里距卢多尔夫湖只有40英里。二十年前地图上有的是像罗德瓦这样的边防哨，如果你本人没有亲眼见过它们的话，你也许已在像《美丽的手势》、《凯博步枪队之王》等电影里熟悉它们了。这类哨卡坐落在高处，淡蓝的空中飘着英国米字旗(也可能是法国三色旗)，四周是骇人的荒野和峥嵘的岩石。水源边的棕搁树下蹲坐着骆驼。在哨卡的院子里，一队士兵正在操练，其余的人站在岗楼里放哨，向沙漠上观望着。清晨哨卡里还吹号。  

　　在罗德瓦，这些场面都被十分费心地保留下来。你会突然吃惊地意识到，这些场面如同日维多利亚时代探险书里的插图一样过时。你似乎很难相信，赶骆驼的人和戴着法国军帽(帽子后面有个帽耳来挡太阳)的土著士兵会这么快就过时了。你会觉得，你熟识这些人、这个哨卡，如同你熟悉小时候玩过的某间屋子、某个花园，以及放玩具士兵和骑士棍的壁厨一样。你熟悉这个地方的一切礼仪规范、一切习俗。敬礼，太阳落山时降旗。号手吹号时充满庄严感，如同从前铃声唤我们去吃饭—样。这种经历很奇怪，令人微微有些不安。 

　　我自己像普鲁斯特一样清晰地记得每个细节。我怀着一种奇怪的尴尬心理想起，这些东西对我曾经多么重要，我是如何贪婪地在电影和冒险书里读着它们、看着它们。现在我在罗德瓦看到了真实的情况。此时，显得不真实的不是小说，反而是现实了。 

　　但是，罗德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荒僻地区的气氛，让我们像探险者一样从这里出发，进入我们的最后一段行程。我们在地区官员的屋里很舒服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随着号声而起，又上路了。  

　　尽管离湖的弗格森湾只有40英里，我却觉得这段路仿佛永无尽头似的，比我以前走过的路要长得多。卡车先是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沿着像机场跑道一样光滑的碎石盐质盆地前进，然后地面又变成了大片平原，时而是灼热的破碎的玄武岩，时而是粗砂。杜内在战时曾在这儿当过兵，他跟我说一旦有雨落下，地上貌似枯死的圆木就会进出绿叶来，可我却觉得这块地上只有枯萎的带刺灌木能够生长。偶尔有只格兰特瞪羚(它很少喝水，而是从所吃的植物中汲取水分)会在路上停一会儿，然后跳进地平线的茫茫雾气中，仿佛海脉跃入大海一样。现在气温升高到了华氏99度。至于湖，我们却一点影子也没看见。就这样过去了两三个小时。突然空气似乎变得稍稍清新了一些，仿佛有股微风吹过似的。气温降到华氏94度。我们穿越最后几个沙丘，终于来到了湖岸边。 

　　塞缪尔·泰勒基和路德维希·冯·胡诺尔中尉形象地描述了卢多尔夫湖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场景，他们是最早看见卢多尔夫湖的两个白人。七十年前他们从蒙巴萨出发进入非洲腹地，他们的经历是可怕的。当时进入非洲探险就如同现在想进人外层空间一样奇怪、骇人、可怕。他们无固定目标地探索了整整一年，带着二百个搬运工。他们总吃不饱，被疾病和饥渴折磨得半死不活。为什么这两个富裕的匈牙利绅士要来此探险，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人们传说，泰勒基侯爵之所以到非洲来，是因为他卷入维也纳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一场宫廷丑闻；但是一个更可信的解释似乎是，他和他的同伴像利文斯顿以来大多数非洲探险家一样，被遥远、未知的黄金国度的梦想所吸引；还有一条就是，在文明人从未涉足的土地上行动，使他们感到一种单纯的心满意足。当地土著部落谈及北边的一个大潮，称它为巴萨·诺罗克或“黑湖”，这足以吸引泰勒基等人继续前进。不管怎么说，1888年3月5日，他们终于望见了自己的目标。 

　　路德维希·冯·胡诺尔事后写道：“有很长时间，我们一言不发，满心欢喜地望着眼前的平原，一下子被它的美迷住了，此时我们的手下人也一言不发地望着远方，几分钟后他们忽然吃惊地大叫起来，因为他们看见了天际那一大片发光的湖水，湖水在地平线上与蓝天溶成了一体。此时我们忘却了所有的惊险和疲劳。我们的长途探险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使我们欢欣雀跃。湖水像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镶嵌在我们面前的美景中。我们满怀热情，同时又感激地想起奥地利的卢多尔夫公爵殿下对此行从一开始就给予的仁慈的关注。”于是泰勒基把此湖命名为卢多尔夫湖。 

　　如同这次费尽辛苦的旅行中的一切事件一样，这次也发生了令人扫兴的事，“人们大叫着冲向湖水，但很快失望地回来了，湖水是咸的。”  

　　但他们却不得不喝这咸水。之后，泰勒基和他的同伴们向北行进，又发现了一个小湖，叫巴萨一那—艾伯，或“白湖”。他们以卢多尔夫公爵的妻子、比利时国王的女儿斯蒂芬尼的名字给它命了名。 

　　即使卢多尔夫殿下意识到了探险者们给他带来的荣誉的话，他也没时间享用这荣誉了。湖的命名还不到一年，1889年1月30日，卢多尔夫和他的情妇玛丽·维茨赫男爵夫人便双双死于维也纳城外麦耶林树林中的一间小猎屋里。他不幸的妻子斯蒂芬尼也难逃厄运。以她名字命名的湖目前已经干涸了，差不多变成了一块泥沼。 

　　卢多尔夫湖要大而深得多，从1889年后它应该不会变化太大，至少从胡诺尔的令人赞叹的旅行记来看是如此——他于1894年用英语出版了两大卷旅行记。七十年前他看见的东西现在我们也看见了。一阵风把湖水吹成白色的波澜，湖上满是涉水的和游泳的禽类。我们头上是一大群被我们的到来惊飞的火烈鸟。它们忽聚忽散，鸟群是微泛粉红色的黑白相间色。杜内拿出枪射中了几只野鸭，这时，一群赤身裸体的图尔卡纳男孩子向我们跑来，他们像一群猎狗似的跟着杜内跑进了芦苇丛。他的第一枪似乎使整个天空一片大乱：空中一下于飞满了各种各样的野鸭、白鹭鸶、黑色的鱼鹰、鹈鹕、埃及鹅、苍鹭、鸬鹚。这些鸟很快又降落了，因为现在几乎没人在湖边打猎了。当杜内再次瞄准时，图尔卡纳男孩在水里不停地笑闹着把死鸭子弄到岸上来。这些男孩都是令人吃惊的游泳好手，他们一边游泳一边大笑大嚷。当他们从湖里跳到岸上，全身还往下淌水时，看起来仿佛是涂了层光亮的黑珐琅。  

　　我们在此前把卡车停在了一座小村子附近，小村子中全是茅草屋。现在卡车旁围了一群人，他们非常敏捷矫健，戴着紧绷着头的帽子。这些帽子是鹈鹕胸前的羽毛编成的。他们还戴了些珠子，此外全身一丝不挂。妇女们靠边儿站着，但逐渐也挤到了前面来。她们正是冯·胡诺尔所描述的样子。有的妇女穿着用破鸵鸟蛋壳缝成的v形的围裙，有的腰上系着兽皮，脖子上、胳膊上挂着线圈，有的身上涂着油和白灰。她们的肩膀上全都是自己弄下的伤疤。我觉得她们比起西边乌干达边境上住着的卡拉莫容姊妹们来说要好看得多。小孩们看起来也健康得多，不管小孩有多小，脖子上至少都挂着一串珠子。顺便说—句，这些珠子也有其流行款式。我们看见的主要是红珠子和黄珠子。但有人告诉我们，一年前人人都喜欢的是金色和白色。  

　　这些居住于湖畔的图尔卡纳人是真正的非洲原始人。所谓原始，不是说他们粗鲁或野蛮(他们一点儿也不粗鲁野蛮)，而是说他们忠诚地恪守着古老的部落习俗。他们从不远离村庄，他们的全部活动区域就限于我们所见的湖边这块地方。实际上，这块地方上没有任何属于二十世纪的东西或任何有历史记载的别的国家的东西。图尔卡纳部落人永远生活在本乡本土。   

　　用文明的标准来看，图尔卡纳人的某些做法可能显得比较野蛮。他们把病人和衰老的人留在村外，任其死去。但总的来讲，他们还是温和、有理性的人，指责他们落后是很不公平的。他们没有船，但那是因为此地没有用来造船的木材。他们把多姆棕搁的树干绑在一起做成了筏子。这种水上工具过段时间就会被水浸透、沉下去，但对渔人们来说用起来还不错。他们没有铁，造不了鱼钩，但他们的捕鱼方法却很奏效。他们用木头和丝织物编成一个半圆形的篮子，周长约5英尺，底儿是开着的。他们拿着这种篮子走到浅水里，随便把篮子投进河底的泥里。如果有条鱼被扣在篮子里的话，他们能觉察到鱼在篮子里挣扎。这时很容易把鱼捉上来。然后他们把鱼洗净、剖开，要么在太阳底下晒，要么放在火边熏。当捕的鱼数量足够多时，就把这些鱼绑起来，像许多弯曲的硬纸板似的，由妇女们顶在头上带走。尽管鱼和女人都气味冲天，但这些鱼却在这严酷的环境里给图尔卡纳入提供了足够的蛋白质。他们的牲畜除了吃沿湖长的草外，就没别的可吃了。如果男子们能捕到足够多的鱼的话，一个人一天吃得下10磅。有时他们饥饿难耐，在无月亮的晚上也会出来捕鱼。他们举着根用棕搁叶捆扎成的火把，带着矛和篮子，在浅水里等着鱼向他们游过来。 

　　这些人见到我们都很高兴，这是在非洲的偏远地区旅行时最令人愉快的事了。在人口更密集的地方，穿着衣服、受过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一般都貌似顺从，但内心却总有一种敌意，这种敌意虽隐而不宣，却无处不在。在这荒野里则正好颠倒过来了。起初部落人看起来很凶恶，但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以单纯的信任对待白人。在我们的旅程中常会不期然遇见一队部落人排着单行走过灌木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两只矛，看起来完全是野蛮人。但他们总是对我们致以微笑，扬起手随意地向我打招呼，并向我们喊“詹波”。这是个热情而真心实意的称呼语，比“哈罗”的程度要深些。

　　现在，图尔卡纳人拥上前来帮着卸卡车上的东西。尽管我们的船很小，还在水里猛烈地晃来晃去，他们还是十分在行地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船，然后他们又是划又是推又是拉地把船弄到了对岸。那是一小块土地，棕榈树之间建着一个由茅草屋组成的宿营地。当我们在对岸登陆时，鳄鱼从岸上溜进温暖的褐色水中。   

　　我们一上岸就强烈地感到，这个宿营地有点南太平洋岛的味道。它很迷人，同时又很怪异，就仿佛你本打算去的是加拿大湖区，却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夏威夷。南太平洋的东西这里差不多都有：沉闷的催人欲睡的空气；棕榈叶下的小屋；成群的鸟和鱼；湖水拍击湖岸的声音，以及你赤裸的脚下的黄沙。南太平洋有鲨鱼，这里鳄鱼，这里虽然没有海牛或儒艮，却有观望着你的河马。但其余的景象都有一种珊瑚礁和热带海洋的效果——因为接近赤道。月亮离你很近，十分明亮。清早我们常常走到水边去看晚上鲜鱼上岸时在湿沙上爬过的痕迹。水边总有许多精致的各种鸟爪留下的图案、粪便、从鸟身上落下的羽毛以及鱼骨。这些东西在海滩上组成了一幅幅抽象图案，仿佛人们在史前洞穴里所看到的原始壁画。

　　慢慢地你也喜欢起鳄鱼了。在非洲大概除了鬣狗之外没有什么比鳄鱼更令人讨厌，但你对鳄鱼所知越多就会越觉得它有趣。希罗多德可能是第一个在非洲仔细观察鳄鱼的旅行者，他谈起鳄鱼时没有任何厌恶之情。在关于鳄鱼的一段著名文字中他写道：“在所有的动物中，鳄鱼是从最小长到最大的，因为鳄鱼蛋只比鹅蛋稍大一点。当鳄鱼长成时常常会有17库比特长，甚至更长。”一库比特是从一个人的肘到中指尖的距离，约为20英寸。这就是说一个长大的鳄鱼有28英尺长。这很长，但并非无中生有。像许多爬行动物一样，自从大约两千四百年前希罗多德在下尼罗河第一次看到或者听说鲜鱼到现在，鲜鱼很可能变小了。他还说，鳄鱼与别的动物不同，因为它没有舌头，而且它只能动一个颌。他说道：“由于它主要生活在水里，嘴里就长满了水蛭，所以，尽管别的鸟兽都对鳄鱼避而远之，虱鸟却能与它和平共处，它受惠于这种鸟很多。当鳄鱼离开水上岸时，它习惯于躺下来，嘴巴向着西风大张着，，此时这种鸟就跳进鲜鱼嘴里吃里面的水蛭。这使鳄鱼受益，鳄鱼很高兴，小心地不让自己伤着鸟。”  

　　当然，至于鳄鱼是不是觉得“高兴”，这点是没法考证的，而且我也看见过它们朝向过别的方向，而不是西。但希罗多德的其余文字却正确描绘了今日在非洲的偏远河湖所能看到的景象。鳄鱼的数量正在锐减，因为非洲任何地方都没有保护鳄鱼的野生动物法。所有人接近鳄鱼时都跟接近蛇一样，本能地就想杀掉它。人们称它们为“害虫”，大多数猎手在沙岸上看到鳄鱼时都会向它开枪，哪怕他们只是看到水面上露出两只闪闪的眼睛和鼻孔时也会开枪。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获得鳄鱼肉（鳄鱼肉很难吃）或皮，因为鳄鱼皮很不容易剥下来，他们是出于一种给地球除了一害的念头。 

　　丘吉尔首相五十年前沿尼罗河旅行过一次，他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场面：“当我们沿河边费力前进时，发现一只鳄鱼正在河中流的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这石头离岸约有150码远。不管我是否懊悔过，我得承认，我当时对这些恶兽感到强烈的仇恨，一心想杀死它。它躺在烈日下睡觉，嘴巴大张着，露出它肥胖的、覆着鳞片的两肋。两三只白色的鸟在它周围跳来跳去。这景象诱使你开枪，于是我开了枪。这一枪结果究竟如何我不知道，因为鳄鱼或是出于剧痛或是出于吃惊，总之它跳进水里消失了。” 

　　捕杀鳄鱼还有商业上的动机。东非已出现了不少捕猎鳄鱼的组织，他们的方法与希罗多德提到的方法很相“他们在一个钩子上挂一条猪肉作诱饵，把钩子投到河中流去。猎手在岸边痛打一只活猪。鳄鱼听到了猪叫就游过来，看到了那块猪肉，它马上把猪肉吞下肚。岸上的人于是把鳄鱼拖上来。当他们把鳄鱼拖上岸时，第一件事就是用泥巴糊住鳄鱼的眼睛。此后就可以轻松地把它结果掉了，否则它会拼命挣扎的。”  

　　我所见的当代捕猎鳄鱼者没有痛打猪或用泥巴糊住鲜鱼的眼睛，但钩子和诱饵仍同希罗多德时代一模一样。在尼罗河上游人们用的方法更简单，猎手们晚上带着明亮的火把把船划到河里。鲜鱼要么是被火光弄昏了头，要么是出于好奇，总之它们向船这边游来。人们很容易看见它们，因为在晚上它们的眼睛是红的。当它们靠得很近时，猎手用斧子猛击它们的头。大部分鳄鱼皮被运到法国，做女用手提包。这类捕猎活动的结果是，在尼罗河下游一千多英里长的河段内一只鳄鱼也没有了。即使是在中部的大湖里鳄鱼也变得很稀少。但卢多尔夫湖阶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在这儿没人捕猎鳄鱼。当我们坐船出行时，周围常有六七只鳄鱼。一般人们总联想鳄鱼生活在沼泽和宁静的泻湖里，现在你却能在湍急的河水中看到它们，这很奇怪。浪拍着它们的背，它们看起来像根木头或废渔船。当它们躺在岸上时，湖浪从它们长着鳞甲的两肋滑下来，如同瀑布从一块石壁上滑落一样。  

　　图尔卡纳男孩们径直跳进了这险恶的水里，这使我们大吃一惊。他们告诉我们，河里的鱼类很丰富，鳄鱼早吃饱了，不会来攻击人，这才使我们放下心来。当然开始时虽然放了心但还是有点犹疑，但最后连我们也在河里洗起澡来，至少敢在离岸一两码的浅水里洗澡了。我们一天洗了好几  次。在炎热的夜间，空气又闷又重，仿佛给你套上了一件厚大衣似的，此时我们把宿营床拖到湖岸上来，睡在那儿，没发生过任何不测。 

　　湖上各式各样的鸟类使我颇感兴趣。人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显然，从前有段时间鸟的数量不多，这是因为有一天来了个有名的猎手。他是个中非的王子，只用了一早上的  工夫他就在湖边的平原上杀死了600只沙松鸡。然后他来到湖边打水禽。图尔卡纳人现在提起此事来还满心惊惧。在  非洲，除非是因为有致命危险，或出于什么迷信或部落仪式，部落人一般是不会无故猎杀野生动物的。一旦够吃了，他们就停止捕杀，而这也是肉食动物的生存法则。所以，当这个布瓦纳人不停地捕杀水禽时脏都吃不了这么多肉)，部落的人只能猜想，这个人被某个白人的鬼魂附了体，不得不满足这个白人的猎杀愿望。他们对此并不持批评态度，他们尊重这种行为，尽管此后有一段时间野鸭在湖的这一角上消失了。这之后肯尼亚修改了野生动物法，对猎手每日的捕猎量做了限制。据说这个王子到刚果去了，继续成批成批地射杀动物。 

　　我和我妻子在从内罗毕来的路上听人说起过这位王子。他被描绘成一个乐天的人，举止得体迷人。据说他是个狂热的博物学家。 

　　这一切都告诉你，尽管猎捕在非洲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但猎捕却是形形色色的。在罗德瓦，我们见过一个监狱，里面都是茅茅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被判处在远离肯尼亚人口密集区的地方服刑。这些人都曾发过誓去杀动物，并尽可能用最残忍的方法。但在我看来，他们十分温和地蹲在铁丝网里的太阳地里，和只为食物不为仇恨而捕杀动物的图尔卡纳人一样温和，像那位成批杀动物的王子一样温和，甚至像我的朋友西德尼·杜内一样温和。他同肯尼亚的不少人一样，毕生都在捕猎，但现在只偶尔才捕猎一次。他捕猎不是为了杀掉动物而只是为了享受追踪动物的乐趣。   

　　这里的清晨是奇美绝伦的。在太阳未升起之前，东方出现了一道绿光，斜射过湖面。在绿光中鹈鹕飞来了。它们成群地飞，每群有约50只不等，或者呈人字形，或者成一条线，但总有一只领头。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天空中有一座座看不见的山，它们正在爬上这些山又爬下来。当它们懒散悠闲地扇动翅膀时，就呈一条线升上了空中。然后它们一起长长地下滑，直到几乎快贴到湖面。然后它们又一起拍动翅膀，像浪里的大船似的飞上空中。你常会看到不下一千只鸟这样拍翅起飞又下滑，它们拍翅的声音仿佛是空气在发出愉快的叹息。它们落地时动作有点笨拙，好像走下还在行进的公共汽车的老绅士。 

　　这些鸟白天捕鱼。它们从湖岸出游，仿佛一个小型的帆船船队。有时，显然是在某只老雄鹈鹕的指令下，它们围成一个圈，发出奇怪的嘶嘶声，这种声音听起来是“乌斯——乌斯——乌斯”。它们想把鱼群赶到圈中心去。但更多的情况下它们一小队一小队地排成单线游。每隔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一只鸟突然把长喙向后下方伸去，直到喙与水面平行，停在离水面只有一两英寸的地方，突然如渔人的枪里射出鱼叉，它的长喙猛向前伸，动作敏捷、流畅。你会期待着某条鱼被捉住了。但是却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这只鸟的喙垂直地伸在水里——它似乎在静静地沉思。最后它的头向上一甩，喙伸到了空中，当它吞咽时，你可以看到一条鱼形的东西从它的喉咙滑进了胃里。

　　只有黑夜来临，它们才结束这些劳作。你又一次看到巨大的黑色鸟群飞向空中，飞向宿营地上方一个沙质的悬崖。这些鸟咕哝着、叫嚷着，在那儿过夜。每种不同的鸟似乎都有自己选定的栖身地：野鸭在芦苇里，苍鹭在棕榈树上，鱼鹰在灌木丛中，火烈鸟在湖岸边。如果说鸟中有猛禽，即以鸟为食的鸟的话，我一只也没看见。湖边的每只鸟，甚至可以说每个生物的兴趣似乎都集中在鱼上。  

　　鱼的数量之多令你难以置信。我们每回坐船出游都看见大群的鱼游来游去，还跳出水面，而那儿离岸不过十几码。我们捕鱼、吃鱼、闻着鱼腥味。从清早到晚上月亮升起，一直可以看到鱼在水里跳。有时你会觉得自己都成了鱼群，被放在一个巨大的水族馆里，到处是湿乎乎的银色的鳍和圆睁的鱼眼。 

　　湖中的鱼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虎鱼，这种鱼个头大，善斗，约有18英寸长，看起来像小鲨鱼；它长着尖利的倒齿，肉也不太好吃。此外还有尼罗特罗非鱼和加利利罗非鱼。耶酥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海捕的就是这种加利利罗非鱼。它们一般重达五六磅，是沿岸的图尔卡纳人的主食。还有尼罗河鲈鱼，这种鱼真是引人注目的怪物。关于这种鱼的故事太多了，以至于你辨不出这些故事孰真孰假，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最近人们在尼罗河里发现了一条160磅重的鲈鱼，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甚至早期的探险家们都说捕到过比这更大的鲈鱼。彼特曼上校告诉我，“在阿尔伯特湖地区用鱼杆鱼线捕到的最大的尼罗河鲈鱼重226磅。在那里还用网捕到过重336磅和360磅的大鱼。所有的大鱼都是雌性，雄性很少有超过45磅重的。”关于尼罗河鲈鱼人们所知还不多。

　　它们似乎是在乌干达的阿尔伯特湖产卵，然后沿尼罗河而下直到几千英里外的喀土穆。位于阿尔伯特湖以下犀牛宿营地的钓鱼者注意到，这种鱼似乎是按年龄分群。某一天你见到一群都重约20磅的鲈鱼，而第二天你见到的那群鱼都有40多磅重。但这种鱼并不只生长在尼罗河里，卢多尔夫湖也有大量的鲈鱼，还有不少地方也有。在苏丹，部落人坐在小瀑布上方的石头上，当鲈鱼上溯而跳出水面时，他们就用弓箭把大个儿的射死。但捕鲈鱼更通常的办法就是我们在这里用的这种：从船上拖钓。你放出一条约30码长的粗线，线末端绑着个旋转诱饵。鱼吞饵后也没什么特别情况发生，一般这种鱼不向空中跳，但它马上会发出叫声来。通常，你放出了四五十码的线才能把鱼翻过来。此后鱼慢慢地游近又游远，持续长达半小时之久，然后才能把它拖到船上来。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拖上来一条21磅重的鲈鱼，它像一条旧船一样被拖出水来。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图尔卡纳渔人。尽管我明白这么条小鱼在他们眼里算不了什么，但他们仍然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我高兴了。我们在彼此敬重的愉悦中划船回家。尼罗河鲈鱼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个头大，十分凶猛(显然它什么都敢一口吞下)，而且像个人那么大的鱼味道仍跟10磅重的小鱼一样好。
    于是在卢多尔夫湖，进行着一场同鱼较量的持久战鳄鱼在深水里一口咬住鱼，图尔卡纳人在浅水里用矛和别的工具捕鱼，鸟从水面上捉鱼。似乎这还不够，虎鱼还吃食草的罗非鱼，而尼罗河妒鱼又吃虎鱼。但所有这些似乎都未曾使那庞大的鱼群减少。一天傍晚，我们在岸上买了个网。捕鱼时至少要用12个图尔卡纳人才能把网拖上来。这个场景真是奇妙。他们用力地拖着网，夕阳照在他们赤裸的黑皮肤上。在网还没拖上来之前，鱼就开始疯狂地往空中跳，有的鱼逃掉了。但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人们把大约500磅重的罗非鱼倒在沙地上。小鱼，也就是三四磅重的鱼，都被扔回了湖里，还有虎鱼和别的我叫不上名字的奇怪鱼类。其余的鱼全用一条长丝线穿起来，拖到沙丘中一个类似鱼类加工厂的地方。在那里鱼被清理内脏，加上盐，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  

　　有时也会网上来水獭、乌龟甚至小鲜鱼。有一次还网进了一只河马，这只河马在逃脱之前造成了巨大破坏。但一般说来网上来的都是很多很多的鱼。

　　一个退休的海军军官丹尼斯·麦克凯连长和他妻子在弗格森湾安了家，他们是住在湖边的仅有的两个白人。当我们初次到达时，他们出门去了，但一两天后他们回来了，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他们在湖边一个低沙崖上建了几座棕榈叶草屋。我很急于见到他们。白人独自生活在中非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如此落后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原始对游客是很刺激，但要日复一日地住在这里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原始的氛围压迫着你，有时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一个过客来讲也是如此。  

　　麦克凯夫妇马上向我们解释了他们居于此地的原因，麦克凯连长曾在罗德瓦当过多年的地区长官，所以他对这个地区很熟悉。他们两人都有避世而居的习惯，当他们退休时，他们想，到哪儿去呢?回到英国吗?他们在海外的这么多年英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是住在湖边?这儿的气候虽然很热，但对他们很合适。连长建起了一个渔业公司式的机构，他与政府签了合同，向图尔卡纳的老人们提供鱼，否则图尔卡纳人是任老人们饿死的。他和他妻子把自己的生活弄得相当舒适：他们有辆卡车，用这辆车从湖岸上平原的远处取来新鲜的饮用水，一个纤维玻璃的摩托艇，一个用柴油带动的冰箱，一群仆人。除了有色以及罐头吃外，还有书，偶尔也有客人来访。

　　但当我得知这一切后，仍觉得有不解之处。一对男女虽未完全与文明世界隔绝，但至少是远离了文明，这需要他们俩人有某种特殊品质。同他们过了一两天后我终于明白了。他们做到了中非的白人很少能做到的东西：他们接受了这里。他们在不丧失自己个性的情况下，按当地的方式生活着。他们完全沉迷于周围奇异的非洲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他们顺应着天气和风向。当风雨要来临时(湖上的风雨有时为旋风)，连长知道什么时候该到岸边去。他观察的不是湖上浪的情况而是湖岸上向他吹来的沙的情况。他与图尔卡纳人十分熟，这种亲密关系只能是在双方经过了长时间的了解后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他成了村里的头人，他和妻子也深受人们爱戴。不少图尔卡纳人在小时候都得到过他们的教导，教他们怎么用船和网。鳄鱼曾重重咬伤了一个图尔卡纳男孩的腿，这男孩是个白人的话，肯定会死掉的。麦克凯夫妇帮他把腿绑好，三周后，这孩子又在村里蹦来跳去了。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当晚都把床往湖岸的上方挪了挪。他们夫妇俩还曾驾船到湖中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去。从前没人敢驾船去那儿，因为风雨会突然来临。在小岛上，他们看见了死火山的火山口，几只山羊，还有一个废弃的宿营地。二十年前有一个考察队曾穿越湖面，却再没有回来。这个宿营地显然是那个考察队的遗迹。顺便说一句，这些考察队员隶属于维维安·福克斯爵士率领的探险队，福克斯爵士就是那位曾穿越南极洲的英国探险家。麦克凯夫妇知道湖上的野草中哪里有河马在吃草，正如泰勒基伯爵上世纪末描述的那样(尽管当时他所见的大象现在已踪迹全无)。他们俩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他们指给我看一种黑白花纹的小鸟，有鸽子那么大，长着两条橘红色的长腿。这就是长脚鹬。这种鸟站在水里捕食的时间太长了，腿上都覆了一层盐。当它飞起时，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会把腿在水里拖一下，以便洗掉盐。 

　　湖四周的各种东西都留有水中盐渍的痕迹。盐在人们的牙齿上留下盐斑，使头发如锈迹般地发黄，甚至变白。这些特征在图尔卡纳人身上十分明显，因为图尔卡纳男孩总是泡在水中。当然，在他们剃掉蓬乱的头发后(经常是用玻璃碎片)，又会长出黑发。麦克凯曾给我说过一段轶事：他到乌干达的坎帕拉城去，他的理发师对他奇怪的发色品头论足。麦克凯说：“这都是卢多尔夫搞的。”在一段短暂而紧张的沉默之后，麦克凯意识到理发师误解了此话。他马上告诉理发师，“卢多尔夫”不是另一位理发师，而是指卢多尔夫湖。 

　　显然，麦克凯夫妇深爱此湖。他们了解卢多尔夫湖的规律，已经成了湖的一部分。当他们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炎热的家居生活时，就到卡泰利以外绿色的小山里他们自己的农场度假。至于图尔卡纳入，他们从不到别的地方去，不看湖以外的东西，不回顾历史，也不展望未来。我认为他们比非洲大多数部落生活得要好得多。路德维希·冯·胡诺尔在他两大卷著作的某处写道：“尽管‘所有的黑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的说法是事实，但非洲人几乎没有真正的童年。”此话言之有理，因为在绝大多数原始部落，孩子们几乎从不玩耍。男孩刚六七岁时，就手持长矛，被派去放牛牧羊。同龄的小姑娘则开始了一生艰辛的劳作：担水、运货、备饭。 

　　而在这里，孩子们尽情玩耍，成人则与孩子大不相同，保持着一种尊严。他们十分务实。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中也有沉闷和不幸：经年不变的鱼宴可不是件愉快的事，许多人还身体不适，那些病在文明世界极易治愈。就我看来，他们没有根本上的不满，也丝毫没有梭罗记述的那种绝望。当我们准备离去时，年轻人帮我们打包裹，划船把我们送到大陆上。他们不要任何报酬。当我向那位如古希腊裸身的运动员般健美的领头人伸手时，他微笑着走了过来。他用部落的习俗握住我的两个拇指，但马上，像一位在舞会上踏错了舞步的姑娘般拘谨，他笑着张开粉红的手掌，用奇怪可笑的白人文明的方式和我握手。做这个动作时，他有点拘束不安，但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