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赤道和北纬5°线之间有一块地区，位于鲁道夫湖边，从地理上讲这里是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一部分，但实际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像非洲大陆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一座岛，正如你也可以说瑞土是欧洲大陆上的一座岛。真正的界限是种族间的或地理上的界限。这里向北是阿比西尼亚山脉，向东是印度洋，向南是肯尼亚的“白色高地”，向西则是在刚果边境上奔流的尼罗河。  

　　通常很少有人到这里来旅游，因为这儿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是沙漠，或至少是半沙漠，而且英国当局不太鼓励随意旅行的人到此。近年来，阿比西尼亚的土著部落从北方而来，寻找牲畜，于是不时发生边界冲突。一般的小冲突本不严重，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约有二百个非洲黑人死于冲突中。此外，这儿几乎没什么公路或小路。游客最好开两辆车，以防其中一辆在某个无人区出故障。   

　　这个地方之所以与世隔绝还有另外；个原因。当地的土著部落人(比如卡拉莫容人和特卡纳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与其他非洲人都不同。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持敌视态度，而是相当有风度地接受了英国地方当局立下的法律法规，但他们觉得没必要穿欧洲式的衣服，没必要使用货币，或者用不着在骄阳下很长时间地工作。卡拉莫容人是勇土，放牧牲畜，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一般说来，英国当局对此不予干涉。其结果是，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你远离了东非的城市化过程。没有商店、加油站、学校、工厂、西方式的农场，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些东西在东非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早在1957年，乌干达国家公园的经理勒内·贝尔就写信给我说，他很为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担心。从那时起我就想到这个地方游历一趟。看起来土著人不仅彼此厮杀，而且也在消灭着动物。他们杀动物的方式也相当野蛮，叫做“火圈”。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正在吃草的动物群周围的灌木和干草点燃，然后把动物往火里赶。长颈鹿和大象见到烟和热都吓得晕头转向，此时再杀掉它们就相当容易了。部落人像猎犬一样飞奔，从各个方向同时把矛掷向动物。  

　　贝尔尤其提到卡拉莫约地区，这里是卡拉莫容人的聚居区。这个地区面积约有1万平方英里，位于乌干达的东北角，直达苏丹边界。他说，边界上的部落给沿基德坡河的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   

　　我终于在1958年定好了行期。将先去卡拉莫约，然后向东穿过肯尼亚边境到鲁道夫湖西岸的特卡纳地区。这次旅行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很久就想做的一次游历：从维多利亚湖的尼罗河源沿河而下直达喀土穆。喀土穆离河源有两千多英里远，位于苏丹境内。  

　　要想到达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卡拉莫约，我必须从恩德培出发。恩德培是乌干达位于维多利亚湖畔的大都市。在二月的一天，我和妻子从我们位于意大利的家出发，飞抵恩德培。从欧洲突然到了中非，这种惊喜之情不论做过多少次旅行都不会淡漠掉。在意大利，我们正忍受着天气恶劣的冬天，—下着雨夹雪，还有流感。但在恩德培的清晨，我们只用了短短一夜便远离了罗马的冷雨。在这里，我们周围是沉沉的、持续不变的温暖气候，到处是热带花卉的香味。一种叫做绿杜鹃的鸟发疯般地大叫，就像疯子发出的狂笑一样。我们坐在阳台上，一边望着维多利亚湖，一边吃巴婆果。24小时后我们已经做好了“探险”的安排，准备出发了。近年来在中非似乎什么都可以叫“探险”似的。我们的路线是沿维多利亚湖北岸向东，行程约300英里。  

　　行程的前一段我们走的是许多人都走过的路。我们只—用一辆卡车，带着蚊帐、罐装食品和水袋等常用的东西。我们雇了一个叫约马的人作厨师兼司机和翻译。他在非洲皇家步兵团里当过兵，在非洲不少地方游历过。但他从未去过卡拉莫约，听到这一点我们很高兴。他谈起卡拉莫约的时候，眼睛一翻，脸上一副不屑的表情，说卡拉莫容人“很野蛮”。这是你在非洲得习惯的一件事——人们的态度和关系特别复杂，西化的非洲人提到村子里赤身裸体的部落人时有一种半是尴尬、半是轻蔑的神情。确实，维多利亚湖畔肥沃土地的省份同北部的野蛮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维多利亚湖畔，有湿润的催人欲睡的微风，到处都有咖啡林、巴婆果林、菠萝林、甘蔗林、香蕉林。这些稀奇的植物像加油站一样也并非非洲本地所产。铁路穿过几十年前还是未开发的丛林地区。这种从石器时代突然一下跃人二十世纪中叶的进程当然很不平坦，遗留下了一些奇怪的时代错乱般的感觉。有时候你会感到不安，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太多的连接线被剪断了，太多的实验并未完成。比如在金加城，一直到1954年的时候还有一个里鹏瀑布，旁边立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就在此处约翰·斯卑克上校于1862年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现在，那里修了个水电站，水库里的水把里鹏瀑布和那张牌子都无情地淹没了。 

　　在水库以下，尼罗河开始了它奔向地中海的4000英里的征程。在这段河里，你很有可能看到一个渔夫，脸上有一块作为原始部落记号的疤。我们就真见到了这么一个渔人，他站在一条由挖空的树干做成的船上，把一个绿色的日本式尼龙网抛入河中。明年他将有一条船尾装有电动机的  摩托艇。而且，在河马和鲜鱼之间，已经有第一个“蛙人”戴着“水肺”跃入湖中。你在湖边看到的圆形非洲土著小屋仍是传统的大小和形状，但这些屋子已经不是由草建成，而是预先定做好标准配件的铝屋。这些房子看起来干巴巴的，没有浪漫情调，也很难看。 

　　沿尼罗河而下，一直到刚果边境上尼罗河与阿尔伯特湖的交汇处，情况均是如此。我已说过，先前我拜访乌干达时，妇女经常全身赤裸，只在腰上围条绳，绳子前后挂几枝新鲜树叶，这种情景是很美的。但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再年幼的小姑娘也会穿件一块布的大袍子，仿佛盖椅子的布似的，这种袍子叫“哈伯德大妈”。然而，在这次旅行中，我注意到不少穿这种宽松长袍的姑娘走路时衣服底下鼓出一块，还沙沙响。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这些姑娘每天早晨仍出去采摘新鲜树叶，但现在她们把树叶穿在长袍里面，只是偶尔在进行庆祝活动或酿香蕉酒时才脱下“哈伯德大妈”，尽情跳舞，把光着的脚有节奏地在地上跺，一如从前。那时，传教士们还没有来，那个新的棉花仓库也还没有出现在小山上。但我猜想，即便这些活动一两年之内也会消失的。那时她们会花花绿绿地穿着棉布上衣、长袜、皮鞋，会聚到某个水泥屋里跳桑巴或伦巴舞，以为这是来自美国的最新最时髦的东西。她们一点察觉不出这些舞的节奏起源于非洲，她们若察觉到这一点反而会失望的。

　　还有那些英国式小酒馆——时隐时现地点缀在路两边，它们有一种爱德华时代的魅力，又让人隐隐联想起非洲。在温暖的傍晚，一天中最好的时刻，开车来到一个有阳台的建筑前。在你停车的院子里开放着蓝花楹、凤凰木和热带植物，而你卧室窗外的枝上有各种颜色鲜艳的鸟在歌唱。在建筑物内部，是那种三四十年前英国乡村小酒馆的气氛。有个台球桌，桌上的台布已经有点破损了，而且不是所有的球杆都是笔直的。在休息室里有竹椅、印花的棉布窗帘、衣帽架、模糊不清的椭圆形镜子。桌子上放着伦敦《每日快讯》和由《伦敦新闻画报》各期订在一起的大本杂志。吧台在沿走道过去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上面贴着这类告示：“概不赊账”，“狗不许入内”，可能还贴着一张要求大家向牧师的圣诞基金捐款的倡议。在运动员画像、威士忌广告之间，还可能会贴着一组漫画，它们把你带回英国人初到非洲的时代。漫画上画着不少人的脸谱：为建造帝国作贡献的人们、地区长官、警察、还有工程师。他们过去习惯于到这儿来喝一杯“日落一杯”啤酒或威士忌，他们的灵魂还没走远呢。在里面的卧室里，仆人（戴着白头巾、大约35到40岁)依旧像从前一样在早晨给你端来一杯咖啡，晚上给你准备好澡盆。 

　　你觉得这些东西来了，又消失了——或至少是正在消失。它们消失得太快、太彻底了，几乎没留一点痕迹。沿路过去在机场那儿有个新旅馆，经常光顾那里的是一群新人。其中有推销员和拿着文件夹的官员。这个新旅馆像是一件陈腐之作，它有点冷酷无情地遮住了逝去的爱德华时代。连英语本身也被扭曲成一种奇怪的混合语了，说各种母语的人都说“英语”，这些“英语”与英语的本来面目多少有点相似之处。正如斯瓦西里人扭曲了阿拉伯语一样，非洲人费劲地说着在学校偶尔学来的那点英语，并形成了自己的发音习惯，有时就会有一种喜剧效果。有一天，约马向我妻子跑来，说：“夫人，你的相机在哪儿?外面有个历史。”我们茫然不解地看着他，可他一直兴奋地重复着：“一个历史，一个历史。”我们向外看，只见一只鸵鸟走了过去，这才明白他指的是鸵鸟。（英语中“历史”与“鸵鸟”发音有相近之处。) 

　　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一个年轻的印度人。一天晚上他在村子里的一条街上散步。他对站在裁缝店外的同伴们喊：“想我看电影。想谁看电影?”(意为“我想看电影。谁想看电影?”)他们都愿意看，于是他们一边轻哼着印度小调，一边去看电影了。电影是在街尽头一个铁屋子里放的。

　　顺便说—句，他们在裁缝店外相遇并非偶然。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村子里也有两三个裁缝店。从早到晚，男裁缝们坐在人行道上踩着缝纫机给居民们做衣服。也许这是他们这辈子穿的第一件衣服。而且从没有一个女裁缝。  

　　我们发现，当第二天向北走穿过边界进入卡拉莫约地区时，一切都迥然不同了。维多利亚湖海拔约4000英尺，而现在我们却下降到了一个宽阔、平坦的地区，点缀着坚硬的石山，铁路也很快变成了沙路。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吹着，有点沙漠的意味。渐渐地，一切文明迹象都消失了。当我们在几株荆棘树下吃午餐时，有六七只长颈鹿在我们四周吃草。这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树阴了。然后，我们一下午都在灰尘扑面的大路上行走。快到傍晚时，才到了莫罗托。   

　　莫罗托是卡拉莫约地区的政府所在地。这是个令人愉悦的地方，在继续向北之前，这是最后一块文明的地方。里除了非洲黑人的村落外，只有二三十座建筑，这些建筑点缀在花园和绿草坪之间。在居民区后面，一座10000英尺高的山拔地而起，山上盖满灌木和丛林。在这儿你已经置身于卡拉莫容部落人之中了。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呆了三天。 

　　我在离开意大利前读了些关于卡拉莫容人的书，所以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但即便如此，我第一次见到卡拉莫容人时仍不免有些吃惊。他们都有约6英尺高，身材细瘦，臀部窄小，体形跟长跑运动员似的，实际上，他们确实善于长跑。他们走起路来庄重而又自信，这不是说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裸体美，但显然他们知道自己是健美的。他们相当友好，见到我们一定会挥着手喊“詹波”，“詹波”是非洲这块地方通用的打招呼用语。但他们打招呼时，稍微有点高人一等的样子。尽管卡拉莫容人的装饰很简单，但一定费时不少。因为他们把头发很精致地剃过后又编起来。他们头上戴顶紧紧的小帽，就像鸡尾酒会上女士们可能戴的那种一样，只不过在这里，这顶帽子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头发用黏土粘在一起“做”成的。“帽”上经常地插着两根短短的鸵鸟毛。他们脖子上戴着紧紧的彩色珠子串成的项链，胳膊上还有臂调和手镯。我没看见他们戴耳环，但不少男子的下唇都穿有一个洞，洞上戴枚银币大小的骨制圆珠。他们腰部的带子也纯粹  是装饰品，因为他们根本没穿衣服，所以带子也不是用来系衣服的。大多数带子是由银色线做成的，这条银带很鲜明地映衬着他们的深黑色皮肤。我听说有些人不知从哪弄来了童子军带子，带扣上有“时刻准备着”几个字，但这种情况极少，也很煞风景。他们偶尔也在肩上披一个赭色的短斗篷。每个人都拿着个两条腿或三条腿的小木凳，既用作座凳也当作枕头用，从远处看就像妇女拿的手提小包似的。带座凳是因为这个干旱地区的地面特别硬，直接坐在地上很戳人。一句话，卡拉莫容勇士穿戴着西方妇女所穿戴的各种饰物，但却不穿衣服。  

　　但如果你觉得他有点女性化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跟马赛人一样，他们爱吃的食物也是鲜牛奶掺血。他总是拿着一支长矛。这些矛跟他们一样高，他们把矛潇洒地握在手里。矛刃特别锋利，所以平时得用一个皮套套上。除了照顾自己的牲畜外，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也没什么负担，什么也不建造。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自己保养到必须杀生的那一天，至少也得用矛尖刺出某个生物的血来，不管这生物是动物还是人。这就证明了他们的孔武有力，使他们成为妇女们的意中人。他们在自己身上刻下瘢痕来记录杀过的生命。每个疤都有自己的意义，比如说，右胸上一条疤，表示杀过一个男子；左胸上一条疤表示杀过一个女人。  

　　当然他们并不是经常杀人，因为英国当局一旦抓住凶手会严加惩罚的。但是凶杀事件仍经常发生，我们很快遇到了这种事。有一天，我们正沿着一条特别荒凉的小路驾驶，突然，一群部落人从丛林里钻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其中一名黑人警察，穿着英国当局提供的咔叽布大短裤和紧身短上衣，其余的人都赤身裸体。他们举起矛让我们停车，我们马上就照办。他们看起来很紧张、激动。好一会儿，会说斯瓦西里语的约马才搞清楚，原来路边不远一个小村子里，有个人在晚上被矛刺死了。尸体现在仍躺在阳光下。大家决定派个人跑去把这消息报告给20英里外最近的那个英国警察岗哨。黑人警察问我们能不能捎这个报信人一起走，因为这个黑人警察害怕村里的争斗会随时发生，他迫切需要援兵。 

　　在下一个拐弯处，我们赶上了那个报信人。他身材极好，大步流星地走着，速度稳定，始终是1小时5英里。他一手拿着矛和小木凳，另一只手拿着根开了缝的木棍，木棍缝里夹着张白纸条，上面就是报信的内容。我从他的灰白色胡须猜出他大约有40岁。他脸上有一种极度警觉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惊慌，就像一个孩子被命令去做一件很困难的事似的，他紧握着那根带缝的小棍，仿佛这根棍子是用易碎的陶瓷做的。他把棍子竖直地拿在左手，爬上卡车后厢。完全是出于尴尬和紧张，他把矛尖放在离我妻子的脖子只有约一寸远的地方。就这样，我们很不自在地一路颠簸到了警察岗哨，把他交给了警察。

　　后来回到莫罗托，我向人们打听关于这些凶杀事件的原因，他们告诉我，凶杀几乎全是与牲畜有关，牲畜之外就是女人。据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G.G．塞里格曼说，对于这些部落来说，牲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说：“牲畜太重要了，如果‘重要的，这个形容词单独出现的话，那么人们就知道它修饰的名词肯定是‘奶牛’。”跟马赛人一样，卡拉莫容人崇拜自己的牲畜。他抚摸它们，在田野里对它们唱歌，喝它们的奶和血(血来自牲畜脖子上的一根血管)，并在物物交换中把牲畜作为货币使用。牲畜就是他的全部财富，多多益善。英国当局最近想办法消灭了牛瘟，这是牲畜们经常得的一种病。于是，现在的牲畜数量大增，以至于地面上到处尘土飞扬。但部落人出于一种强大的本能，仍然觉得有必要养更多的牲畜，尽管聪明的酋长们完全明白，牲畜太多最终会导致旱灾和饥荒。 

　　当然，牲畜这种货币发生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为了买一个妻子，一个男子必须付给那女子的父亲60头牲畜!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这大致相当于1500英镑。于是有些地方贫穷的年轻人就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他们今年交10头，明年再交10头，直到把买女人的款全部付完为止。然后他们开始着手买第二个妻子，这就是易发生凶杀事件的原因。一个男子经常在厌烦了自己的妻子后，就在晚上出去偷别人的牲畜。对于这种活动，他们极有耐心和技巧。一个有经验的人甚至能在天亮前把一群牲畜一直赶出30英里。但有时候物主也会追上偷盗者，于是就长矛乱飞。我们在卡拉莫约时，那里就一直进行着偷盗和反偷盗的斗争。在莫罗托监狱，有相当多的囚犯是由于偷牲畜而在服长期徒刑。但他们似乎不太在乎坐监狱，坐两年或是坐十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观念。况且在监狱里伙食也不差。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卡拉莫容人把妻子看得如此重要，甚至愿意为她去偷盗、杀人，这真是没法解释。因为，客观地说，卡拉莫容妇女的确称不上美丽。同她雄孔雀一般的丈夫相比，她比一只雌孔雀还要邋遢。她个子矮小、骨瘦如柴，很脏。她在15岁左右的一段很短时间内身体可能结实而优雅，但那一段短暂的春光很快就过去了。到20岁时，她已经比坐在她身下的石头还老了(她当然不配有小木凳)。她们半边脑袋剃光；其余的头发编成一绺一绺的，活像油乎乎的拖把。她们的耳朵上脖子上戴了一大堆编在一块的线，从不摘掉。这些东西肯定至少重达10磅。她们短短的胳膊上、腿上缠着更多的线，腰上还围一条破破烂烂的山羊皮。她们的胳膊、脸、腰上都装饰着一些部落图腾图案。这一大堆东西之外，肩膀上还挂一条从没洗过的披肩或破麻袋。   

　　对于卡拉莫容女人为什么那么受到重视这一问题，人们给了我两点解释。其一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她们几乎就像牲畜一样，是财富的象征。她们干活、挑水、盖房，甚至在地里挖东西；还能生孩子。第二个理由就不那么可信了。这个说法是，妇女长得美不美，在婚姻中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越美越麻烦。因为卡拉莫容男子们认为，所有男人都想要一个美女，因此，一个美女也就想要所有的男人。所以，作为妻子她会带来不少麻烦。  

　　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事实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女人一点没有被劳动和生孩子所压垮。我经常看见她们早晨聚在水源旁边，很快活的样子。即使在中午她们也聊个不休。而此时，男子们要么是仰面躺在金合欢树阴下，要么就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小凳子上，保养着自己的健美和体力。他们这样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心里什么都不想。 

　　塞缪尔·约逊博士曾说过：“人在工作时会有许多不便，产生许多烦恼，但同人在空虚中不停地渴望、不停地想出权宜之计打发无聊时光却又总是不奏效相比，工作就是轻松和奢侈了。”但这条规律对卡拉莫容人完全不适用，他们显然乐于节省体力，脑袋里一片空白。在这点上，只有晒太阳的鲜鱼可以与他们相比。这不是堕落也不是昏昏欲睡，而只是雄健的体魄处于完全的休息状态中。有时，特别是发生偷牲畜事件或者新月升起之时，整个沉睡的村子就醒来了。卡拉莫容人没有鼓，但在这些时候，他们痛饮一种由小米做成的烈性啤酒，把拖泥带水的妻子弄醒，然后会跳上一整夜的舞。   

　　这种从忘却一切的宁静到原始的狂欢的突然转变，创造出了一种氛围，对我来说，这种氛围比维多利亚湖畔的那种舒适的半西化生活要刺激、有趣得多。至少在这里，在这炎热的平原上(卡拉莫约地区大部分海拔只有3000英尺)，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即，我们回到了石器时代。我们发现这既轻松又刺激。   

　　显然，那些管理这一地区的白人也有同感。我们经常在莫罗托的政府休息所(卡拉莫约地区没有旅馆)见到他们。他们刚从偏远的地区回来，补充自己的物资，拿信。在非洲的任何地方(或者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对自己的工作这样感兴趣的人。他们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就几乎没别的。这些人大多是未婚的年轻人，他们的工资可能会令一个好厨师或一个饭店里的领班侍者感到吃惊。他们中有些人住在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宿营地里，时常几天甚至几周见不到其他白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持续不了多久，其中最乐观的人也认为英国在乌干达待不了十五年。但这些似乎都没有打消他们的工作热情。他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实际事务中：造桥、修路、筑坝拦河，试验新土壤、新农作物。很自然地，当地部落之间的争斗对他们来说，比外面的世界里那些首脑会谈和遥远的政治事件重要得多。英国当局把卡拉莫约视为—个艰苦、孤独的地方。英国殖民当局的做法是几年就把官员轮换一次，以便每个人都能在维多利亚湖和尼罗河畔的那些好地方工作上一段时间。但这些在卡拉莫约工作的人大多数都申请第二个任期，有的人甚至希望第三个任期也在这儿。对自己的行为从道义的高度来看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确实在这里自得其乐。或者说，他们太忙了，没工夫有那种不安定和无根的感觉。而在非洲政治上更先进的地区工作的白人时不时会产生这类感觉。我注意到他们读的书一般都是技术方面的内容，“自己动手”的那类，比如说关于造桥、牲畜饲养、医药、钓鱼、摄影等方面。  

　　还有一件事也很明显，那就是他们对当地非洲人不无好感，他们甚至祟拜土著人。在我看来，卡拉莫容人对白人也没什么敌意。也许白人黑人之间是一种世仇，目前的和睦只是暂时的。但至少，同非洲别的地方紧张的种族关系相比，这里是一个清新的变化。一个简单的规律似乎是，一个地方越原始，白人和黑人就相处得越融洽。即使最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很难说卡拉莫容人受到了剥削。这一地区的任何白人都不准自己占有土地(整个乌干达都是这样)。税收很少，还为人和牲畜提供医疗等免费服务。钱流进了卡拉莫约地区，而不是流出了。这里也没有任何苦力或工资太低的劳动者，因为当地部落人只要能不工作的话就坚决不工作。

　　但也许生活在这一地区最令人满意的地方就是那开阔的大平原了。当我们最终向北，朝我们的目的地基德坡河进发时，深深体会到了平原的好处。莫罗托已经很偏远了，而现在，空荡荡的平原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山下的平原在雾  霭中颤动着。干旱的土地上长着巨大的仙人掌和金合欢树，我们真有一种走向蓝天的感觉。路上的每个转弯都给人带来新发现。   

　　乌干达的东北角没有被早期探险者们涉足过。这片土地是被一个名叫贝尔的行为随心所欲的人发现的。在非洲人的传说中，卡拉莫约·贝尔是个牛仔式的人物。他是最有名的猎象者，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他于1897年第一次来到东非海岸的蒙巴萨时，只有20岁。他有一段时间受雇在肯尼亚一乌干达铁路上打狮子，后来又在阿拉斯加的约可做淘金者，之后他参加了布尔战争。最后，他回到了蒙巴萨，并向无人知晓的卡拉莫约荒原迸发。查理·达尔文曾估计过，在900年里两头大象能发展成100万头。如果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贝尔在卡拉莫约就找到了证据，他遇到了大群象，任何象牙猎手做梦都不会想到有这么多大象。成千上万的大象自古以来就在这块平原上不受任何干扰地生活着。他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猎杀大象。在他的《大象猎手游历记》中，贝尔谈到他曾一天杀了20头公象。没有理由对此怀疑，因为现在在蒙巴萨仍有不少人记得，当年贝尔的探险队回到海岸时，几十个搬运工每人都扛着一支象牙。假设每只象牙重40磅的话，(肯定有这么重)，一天杀20头大象，就意味着在今日的市场上可卖到1200英镑。 

　　卡拉莫约·贝尔是个真正的猎手，他对自己猎杀的对象很着迷。在提起大象时他不乏诗情。他曾说过，大象“静静地、轻快地”钻进丛林。而且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可是，现在你驱车经过这些平原，发现几乎一头大象也没剩下时，你不由得感到伤感。这个地方看起来至少该有斑马跑来跑去的，但现在却一片死寂。  

　　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们临近了苏丹边境，晚上在此宿营过夜。第二天驱车到了一个叫欧波第波特的地方。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勒内。这里就是贝尔的信中提到的用“火困”围捕猎物和部落人们互相袭击的地方。在河谷里，绿色的高山和高大的黑岩耸立着，万籁俱寂。这里是采采蝇猖獗的地方，近年来，为防止瘟疫传入乌干达，人们在采采蝇繁殖的树林中砍伐出了一条隔离带。但森林中这个巨大的不自然的隔离带没怎么破坏这里的清新和神秘。任何无人的非洲地区都弥漫着这种清新和神秘的气氛。   

　　欧波第波特的宿营地建在一座山顶上，由几座茅屋组成。除了当动物巡行员巡逻此地时把这里当作根据地外，宿营地别无其他用处。我却记住了这里永恒的、原始的寂静。旅行者会在这里欣喜地发现，他来到了某种“交叉路口”。群山有的向阿比西尼亚方向伸展，有的向苏丹，有的向肯尼亚，还有的向乌干达境内伸去。但这些国名都没什么意义。国界并未划定，而且土著人也不在意什么国界，这里的荒野没有明确划定的边界。它静静地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在这些偏远地方你会觉得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因为你知道如果出了什么事，没有人能赶来帮你。 

　　有一群动物巡逻队的人当时住在宿营地里。我们刚到不久，一个巡逻队的人就跑来跟我们说，他们的头JL——十巡佐病了。他病得不太重，我给了他几片阿斯匹林。可那天晚些时候，报信人又来了，说现在下士也病了，而且两人病得都不轻。我去他们住的小屋里，发现两个人躺在地上，筋疲力尽，了无生气。他们说肚子疼。他们告诉我，早晨吃了豆子，此外也没做别的事。半熟的绿豆吃下去后会在胃里膨胀，这是非洲人常得的一种小病，但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我打着手势，捅着他们身上我认为该是阑尾的地方。非洲人是很乖的病人，医院的护士会告诉你，他们比白人病人听话得多。他们一点也不恐慌，孩子一般满怀信任，乖乖地做你让他们做的事。但同时他们又心怀一种宿命般的绝望，迷信地认为，有什么恶鬼把他从人群里挑出来要加以消灭，反抗是没用的。非洲有不少故事，讲的是完全健康的人如果被置于某个部落图腾下的话，会渐渐憔悴，最后直至死掉。但你没法知道这类迷信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听说，最近有个要生孩子的年轻女子被送进了医院，由于骨髓灰质炎，脖子以下的部分都瘫痪了。当人们脱掉她的衣服时，发现她的肩上到处都是新的伤痕。她解释说，这些伤是一位给她进行前期治疗的巫医弄的。但一旦进了医院，她就准备接受白人的“魔法”了。她极其坚强地遵从医生的指令，不久她的手臂就能动了。孩子也生下来了，还相当健康。 

　　此时我模糊地记起了这些事。我望着地上的两个病人，他们的嘴唇慢慢变绿了。真难以置信，这么两个健壮的大个子能突然病倒，同样，也难以想像他们能再好起来。实际上，宿营地里的人们私下认为，这两个人会死的。我在我的小箱子里找到了一瓶阿尔卡塞兹药片(我事后才知道，这绝对是用错了药)，我把几片药放进了一大杯黑乎乎的浑水里——当时我们只有这种水(欧波第波特就是“泥坑”的意思)。病人们用肘支着半坐起来，像被催了眠似的，满怀兴趣地望着这杯冒着气泡的东西。然后他们十分虔诚地喝下了这杯混合物。他们的虔诚令我自己也开始认为这东西真有什么魔法。晚上我又让他们服了几回这药。喝了这么多药水，只能使他们吃下肚的青豆更加膨胀，使这两人更疼。但早晨的时候他们好转了。尽管他们没谢我(部落人把道谢看作是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宿营地内外却有一种友好而亲密的气氛。我这才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欧洲官员喜欢远离文明，在偏远的村子里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此后的几天里，欧波第波特聚集了一群奇怪的人。卡拉莫约地区的动物巡行员约翰·布洛尔坐着一架双座飞机来了(附近一个山谷里有块平地可停飞机)。给他开飞机的是加州大学动物学家威廉·朗波斯特博士。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来看边境地区的野生动物的。还有一名当地控制采采蝇的官员。他是从离此地20英里外的宿营地来的。他个子矮胖，长着大胡子，身上有股海洋的气息，让你想起吉尔伯特和萨利文《H．M．S．匹那弗》一书里的水手。之后不久又来了个英国地区官员，他正追一头受伤的象偶然经过此地。还有持枪者、黑人警察、动物巡逻队、卡拉莫容搬运工。总之，各色人都聚齐了。   

　　纵使这些人中间没什么真正的戏剧发生的话，此后几天里，在我们的来来去去当中总有一种怪异的成分存在。那个地区官员的处境不太妙。他五天前打中了一头象牙约重50磅的年轻公象，虽然当时这头象正朝他奔来，而且处于象群之中，他仍然不能原谅自己那一枪没打中最致命的地方，即从头骨中间打中大脑。他一枪打在了大象身上。一般情况下，追捕一头受伤的大象虽然艰苦，但对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说并非难事。然而由于在卡拉莫约地区北部，没有捕猎车等设备，也没有晚上可以回去睡觉的装备良好的宿营地，追捕就显得困难了。在这儿你得步行，这样的地方在非洲已经没几处了。实际上，这位地区官员的捕猎方式跟五十年前卡拉莫约·比尔的方式一样。即，他率领二十个搬运工向荒野进发。每个搬运工头上都顶着东西，设备缩减到只带着必需品。他晚上睡在野地里，凑合着吃最简单的食物。这类徒步的捕猎队经常带着几只活山羊，一路走一路把活山羊一只只杀来吃。除了搬运工外，他就是孤身一人。这种方式，由于安静、简单，会让你十分愉快。一般坐在汽车里的旅行者或猎手是没法体会到这一点的。你的脚也许会肿、会起泡，但当你静静地穿过丛林的时候，会有许多美妙的景色出现在你眼前。而且，由于没有带摩托化探险队的那些用具，比如帐篷、桌椅、便携收音机，会使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一天一天地，你从一条河或水源到下一条河或水源。晚上吃过饭后，搬运工们坐在火边唱歌。  

　　但对这位地区官员而言，这些牧歌般的场景由于大象的受伤而被突然破坏了。如果大象伤得不严重，它一晚上能走30英里。事实上，这位官员五天来一直穿越荒僻的地区追赶这头猎物，几乎没有什么吃饭或睡觉的时间。而这时是早季，地面很硬，树木稀少，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受伤的大象留下的足迹很少，你可能会偶尔膘见它一眼，但它的海绵般的大脚又奔跑起来，俏无声息地消失在岩石中了。这只大象已离了群，行动很不规则。实际上，部落人有时报告的这只大象的行踪是互相矛盾的，使得这位官员经常白跑一趟。现在他真有点泄气，他在宿营地里短暂地休息了一阵之后，又出发了。  

　　这期间，布鲁尔·朗勃斯特、我和我妻子乘一辆卡车，沿一条凸凹不平的路向基德坡河开去。这条河向西流入苏丹境内，最终汇入上尼罗河谷地的沼泽里。这是个看野生动物的好地方。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儿很少有人来吧，我觉得动物们特别驯顺。跟别的东非狷羚一样，这里的狷羚也派了“哨兵”在蚁山上放哨，别的羚羊则成群地吃草。但直到我们离它们很近了——有时不足50码——它们才发出警报。在动物的四散奔逃中你能看见不少有趣的景观。鸵鸟一边走一边转过瘦骨嶙峋的头看我们；十几只长颈鹿组成一群，波浪形起伏地奔跑着；水牛呆望着我们，若有所思；还有斑马，这里的斑马是一个特殊品种，但似乎雄斑马还没有自己的学名。最好看的要数侏羚了。侏羚是一种很活泼的小羚羊，毛色是咖啡加牛奶的颜色，只有一只赛犬那么大。它一着急时，就像个跨栏运动员似的把脚蜷在身体下面，向空中高高跃起。朗勃斯特有一次打了一只侏羚给大家作为晚餐吃。那只侏羚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只有长着张小黑脸的绿长尾猴似乎真的害怕我们，即使它们已占据了树上的安全位置，仍怒气冲冲地向我们叫个不停。 

　　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最吸引人的景象却是基德坡河本身。此时是二月，河水几乎全干了。河岸上长着一排排的棕榈树，约30英尺高。这些棕榈树的树干十分整洁、匀称，就像磨光了的大理石似的。第一眼看上去，很像希腊多里克式神庙的柱子。但当你走近，就会看到干涸的河床上耀眼的白沙，再看看上面成拱形的棕榈叶子，这个效果就不像是希腊，而是像埃及了——比如说，像埃及的卢克索。这些色彩仿佛是尼罗河畔的。树上挂着大个的多纤维的果实，呈梅红色，形状和大小都像保龄球道上的瓶状柱。果实成串地挂在树上，偶尔会有某只果实熟得过了头，掉到了地上。大象很喜欢吃这种大个的果子。约马也觉得这种果子味道不错，但我吃过后觉得又涩又牙掺。  

　　河床里的低洼地里是混浊的绿色的水，看起来、摸起来都像温菜汤，可能尝起来也是菜汤味儿。在这块干旱的谷地里，任何飞的、走的、跳的、爬的动物都把这里当作了它们的聚集地。当你走下岸，鳄鱼就溜进了污泥里。但鸟类则胆大些，尤其是秃鹳，这种鸟似乎总是一副既悲痛万分又怒气冲冲的样子。它们阴郁地站在水洼边上，灰翅膀紧贴着身体，好像觉得很冷，在躲雨似的，而实际这里只有令人昏昏欲睡的炎热。你走近它们时，它们慢慢地、不满地走开。当你离它们只有几码远时，它们才起飞。它们的起飞动作很笨拙，先绊腿绊脚地跑一两码，然后才摇摇晃晃地升了空。它们的叫声好像风吹凉棚响似的。但一到空中，那种笨拙就无影无踪了。它们飞翔着，翅膀尖轻巧地朝上弯着，轻松地滑过棕搁树上空。同它们的飞翔动作相比，苍鹭飞翔都显得过于笨重了。 

　　我们没看到“火圈”捕猎的迹象，大概将来也看不到了，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布洛尔的黑人警察一直在边界上巡逻。但这并不是说偷猎者已经完全洗手不干了。相反，他们转而用另一种非洲最古老也是最残酷的捕猎方式——车轮套。他们先把一个绳套连着一根沉重的圆木藏在地面上。在套底下，有一个圆圈浅浅地埋在落叶和树枝底下。这个圆圈是木制的，有一只大盘子那么大，上面有一些朝里的辐条。整个铁圈看起来有点像儿童自行车的轮子，只不过这些辐条的尖端并不在圈中心钉在一起。人们设想，一只动物，最好是一头大象，会先把脚伸进套里，然后又伸进了木圈里。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实际上这种车轮套效果很好。木轮的尖辐条插进了被捕动物腿四周的肉里，不让上面的套掉下来。比如大象，当它拖了一根重木头时是走不了多远的。人们要是很快找到它，用矛戳死它的话，那就算它万幸了。否则套和轮子戳进了肉里，它就得在巨大的疼痛之下痛苦地忍受许多天或许多周，才慢慢死去。  

　　布洛尔告诉我，他已经允许部落人在动物数量丰富时捕猎，希望借此阻止这种残忍的下套行为。必须采取点行动来满足非洲人对兽肉的迫切需求。如果控制得好的话，这种合法捕猎就是满足他们的最佳形式。他说几天前他刚组织过一场这种捕猎。他把带矛的部落人集合起来，并宣布，一些珍贵动物是不能碰的，而且捕获动物的数量要有一个限度。部落勇士们在一块似乎有望捕到动物的灌木丛周围散开来，然后一齐向中间压进。显然那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卡拉莫约人跑起来能像羚羊一样快，一旦一只侏羚或东非狷羚出现了，年轻人就向它们冲去，边跑边掷着矛。多数都没击中，但最后仍会把这头动物放倒。他们总共捕杀了几十头动物。布洛尔认为这些动物足以让部落人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满意足了。人们很少生吃肉，而是把肉切成小块、晒干，再加上盐。这样，肉可以长久地保存下去。   

　　我们回到宿营地时，听到了那头受伤的大象的消息。有些来自附近山区的村民说，这头象整天就在他们的村子周围吃草。没人知道那个地区官员现在在何方，于是布洛尔派手下的那位黑人警佐(现在他身体棒得跟头狮子似的)带一支来福枪在正午的骄阳下出发，去结果那头象。很快有个黑人警察进来说，他听见了一声枪响。枪响后不久，那位地区官员也回来了。当然他很沮丧、不满。尽管他没杀大象，象牙还是归他，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他猎象多年，对大象有一种狂热。他用枪击伤的大象应该由他来追踪，由他来杀掉，这既是事关自尊心的问题，也是事关人道主义的问题。可现在，在祟山峻岭里苦苦追了六天之后，却得知猎物就在离他不足一两英里远的地方逛荡，并被另一个人的枪射死了，而此时他正沿一条错误的方向苦苦寻觅着。这确实有点令他难过。  

　　但现在，宿营地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一头死象意味着吃不完的肉。从丛林里奇迹般地钻出来各种各样的非洲人，男的、女的、小孩，都拿着罐头盒、碗、葫芦，总之一切能把肉装走的东西都被用上了。他们像印第安人一样排成单列。地区官员带着这一大队人马出发去找那个警佐。太阳高挂，丛林里闷热得令人窒息。除了折断树枝的声音和卡拉莫容人满怀希望的低语声外，没别的声响。过了半小时，整个队伍停下来仔细听，没听到什么声响。那个警佐的足迹还在，可警佐本人却似乎和大象一起消失了。一个部落人拿起号角，又高又长地吹了一声，但仍没有回音。地区官员继续前进。一小时后，即使布洛尔手下最棒的追踪者也只好承认足迹消失了。然后，偶然而又漫不经心地(非洲的事常常如此)，人群中的人们开始一句句地传话，说实际上早晨并没有人看见过这头大象，很可能整个事件都是谣传。至于听到的那声枪响，也没人确信自己听到过了。人们又吹了一声号角，仍旧没有回答。大家只得转过身来，回到宿营地去。   

　　我没有参加这次远足，因为朗勃斯特博士友好地邀请我跟他一块儿飞一趟，从空中看看野生动物。当时我们正在基德坡河谷上空盘旋。可能“盘旋”一词不太准确。朗勃斯特博士在大战中当过战斗机飞行员。现在我们坐在这架只有两个座位的小飞机里。劲风吹来，飞机朝下冲，又朝旁边转，然后升人天空。朗勃斯特博士很兴奋，他突然把飞机降到200英尺高的地方，把机速降到只比停机时多一点(即每小时45英里)，用膝盖夹住驾驶杆，打开机窗，用仪表测了测光度，拿出一个带望远镜镜头的照相机，开始给长颈鹿们拍照。他这么做不是鲁莽，因为他是个很棒的飞行员，只是他的动作令人十分惊异。我得承认，下面的景象是极佳的。动物数量比在陆地上时所看到的要多得多。河谷里纵横交错着成百条动物踏出的小路。我们下边不仅有成群的长颈鹿在奔跑，还有斑马群、转角牛羚、猖羚、格兰特瞪羚、侏羚、水牛和鸵鸟。所有动物的光影都不同，彼此一会儿分离，一会儿聚合，扬起一片片的灰尘，在沙地上形成不断变幻的图案。这种场景很美丽，但也很不自然，因为动物们不像平时那样跑。没有一只动物能确定这地狱般可怕的飞机声是打哪儿来的，于是它们朝各个方向奔逃，一般都向开阔地跑去。３２５３２５

　　现在，在非洲的不少地方野生动物们已经对飞机见得太多，甚至根本不抬头看一眼了。但在此地，飞机的声音却令它们十分惶恐。我看见一只大犀牛站在野地里，像只哈巴狗似的。它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却搞不清楚威胁来自何方。它先向一个方向冲，接着又冲向另一个方向，然后突然转过身去，好像身后遭到了袭击似的。让它如此受惊吓实在是不公平，所以我们飞走了。 

　　朗勃斯特是靠着“全额”奖学金在非洲旅行的，他的专业研究对象就是河马和水牛。他在乌干达东部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有过一段令人尴尬的经历。在那儿他解剖过河马，想研究一下河马的生命周期和生活习惯。就是在各种条件全具备的情况下，解剖河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由于非洲人太想获得河马肉了，所以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他刚开枪杀死一只河马并把它拖到岸上，马上就围过来一大群人。他曾试过用绳子和地方警察把人群隔在外面，有一次他甚至向人群上空鸣枪示警，但这些都没什么用。人们一看见重重的、厚厚的河马肉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河马放在秤上称时，人们就把肉撕扯了去。他只得在人们伸来的手中间做解剖。  

　　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河马繁殖像兔子一样快。它们晚上上岸来吃草，在泥坑里滚，把地面弄得一片狼藉。朗勃斯特坚持认为，不能让野生动物像这样地繁殖下去，这样不仅对人类有害，对别的动物有害，而且对这种动物本身也有害。所以，他想，每年应该杀掉一定数量的动物，对存活下来的动物数量要加以控制——简而言之，用对待家畜一样的办法来对待野生动物。他认为这是野生动物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即把保护动物变成一种商业行为。在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河马的数量已增至约14000头(对河马数量进行普查是不太容易的)。朗勃斯特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屠宰场，每年杀死30％的河马，把河马肉以每镑2先令的市场价卖给非洲人。一些收益交给当地的黑人社区，另一些收益交给公园和动物区。这类举措的目的是为了让当地非洲人意识到野生动物的商业价值(将来执政的迟早是非洲人)，即：动物不仅能引来游客，而且还是食用肉，这道理很简单。在朗勃斯特看来，就算非洲也再没有那么多土地供野生动物们游来荡去，这些土地也应该用于农业。  

　　现在，环境学家广泛地讨论着这个观点，也有一些反对者。反对者主要是不同意把人类的利益凌驾于地球的任何生物之上。他们指出，非洲的野生动物已经遭到了肆意的破坏(实际上全世界的野生动物均如此)，剩下的那些动物只是在为生存进行着一场无望的战争。而且，他们喜欢的是野生动物原来的样子——野生的。他们不想让野生动物像家养牲畜一样被驯化。他们觉得应为野生动物保留一定范围的土地。他们认为，建立国家公园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状态中的土地和动物。猎狮、象群、迁徒的羚羊，这些是世界上尚存的最后几个壮丽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的吸引力要远远超过卖兽肉所得的利润。至于说有时候某一物种的数量失去了控制而变得过多，大自然自己一般有校正的办法，比如说通过饥荒，或其他途径。打乱这种过程是危险的，也许你杀掉了一万只河马，结果却发现疾病消灭了剩下的那些河马。   

　　这场争论就这样进行下去。一边的人被粗鲁地称作“屠夫”，另一边被称作“感伤主义者”。而游离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是那些猎人，那些像那位地区官员那样严肃的猎人，他们想着将动物保存下来以供捕猎，同时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珍爱着被他们消灭掉的动物。  

　　当我们飞回宿营地的时候，关于那只大象有了更多的消息。有人看见它往苏丹边境跑去了，如果没有得到苏丹人的特别许可的话是不能继续跟踪它的。地区官员又急急忙忙地准备出发了。朗勃斯特计划在早晨再飞一次，他答应，如果在飞机上看见那只动物的话，会报个信的。他们俩约定，地区官员在空中放一束紫光来报告自己的位置，关于大象的位置的消息会从飞机上用降落伞送下来。  

　　当时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仿佛具有重大意义似的。我还记得我们晚上很晚不睡，讨论着明天猎到那只象的可能性有多大，还谈论着偷猎、火圈和部落争斗等。但非洲的一切都似乎没有明白无误的结局。当我和我妻子离开欧波第波特时，朗勃斯特的飞机仍在飞，地区官员仍在穿越树林寻找他的大象，而那只象仍在山里的什么地方游荡着，等待着去赴它的死亡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