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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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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09-28 21:58:19

  自从第一批白人一百多年前进入东部非洲以来,没人知道在此有多少头野生动物被杀掉,但肯定有几百万头。里查德·伯顿是1856年最早进入坦噶尼喀的探险家之一。他说遇见过许多土著部落人身背“大弓和一筒一筒的磨出来的箭,箭的倒钩上和箭颈上是一层刚涂上的毒药”。他接着说:“这里有很多大象;每个森林中都布满了深深的陷阱,在于旱季节里,有许多大象死在林中。”当时象牙贸易与奴隶贸易是密切相连的,也是利润很高的行当。奴隶作为搬运工,在远去印度洋岸边的长途行程中,每人至少背一个象牙,到了蒙巴萨,奴隶和象牙被一块卖掉。 

  但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对野生动物造成大范围的毁灭。阿拉伯商人和非洲土著人除非是饥饿或处于危险境地,否则不会为一头不如大象值钱的东西浪费自己的枪弹或武器。所以人和动物共处共存,谁都有足够的生活空间。  

  而且,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土著人更感兴趣于同别的土著部落厮杀,而不是猎杀野生动物。马赛部落是他们当中最好战的,而马赛人几乎根本不打猎。他们自己有成群的家  畜,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  

  在伯顿之后二十五年,约瑟夫·汤普生来到了坦噶尼喀,他仍看到了数量众多的动物。他从蒙巴萨出发向西北行进,穿越了马赛人的居住区。他流露着兴奋和赞叹描述自己的所见报闻:“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有三大群野牛缓慢悠闲地从低处的草地走向高处,那儿有森林覆盖,它们每天都到森林深处去打个吨,并反刍。平原上更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牛羚,它们看似很凶猛,实际上是无害的。它们不停地吃草。牛羚群里有几只不太守规矩的家伙四处嬉戏奔跑,尾巴摇摆着,动作既奇怪又粗野。你还可以看到跟牛羚掺杂在一起的最可爱的大型动物——斑马。它们庄严地走着,低着头,自得其乐地踢着蹄子,或者张着嘴巴假装跑一阵。有时它们跟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站在那儿,昂着头,支着耳朵,看着车队经过。但还不止这些。瞧!在铺满绿草的山谷里,有几只庞大、笨重的犀牛,它们鼻子上长的角使它显得特别好斗。在山脊上有一队鸵鸟逃离了危险地带,没谁追它们,它们太警觉了,也没有谁能偷袭它们。看!那群猖羚数量真够多的。再看那优雅的黑斑羚,高高跃入空中,好像对自己的存在十分得意。那边沼泽地旁的高芦苇中,你还可以看到神态庄严的水羚,三三两两,悠闲地吃着带露水的草。疣猪早晨的盛宴遭到了打扰,它们僵直地走开了,尾巴直竖着,步子稳健得像军人一般,真是一出活生生的喜剧。还不止这些,还有许多别的种类的动物。不管你随意朝哪个方向看,都有数目惊人的动物,很少有人猎捕它们,于是它们无忧无虑地站在枪支的射程之内注视着我们。  

  “请再往前看。在周围这片广阔无树的平原上,有一排暗色的树,很醒目地标出了尼加罗·内卢比牌溪)的河道。在清晨明净的空气中,你可以看到缕缕炊烟以及一长条的黑色物体,仿佛行进的军队似的。炊烟升起之处就是马赛人的村庄,行进的则是去吃草的马赛人的牲畜。” 

  这些情景发生在1882年。此后不久,非洲腹地有了火器,捕杀动物的进程大大加快了。二十世纪初奴隶制被废除了(尽管它在桑给巴尔又继续维持了几年),这使商人们想获得更多的象牙,以弥补赔本了的奴隶贸易。同时他们还发展起了几条支线,卖兽皮、犀牛角和“比尔通”。所谓“比尔通”就是切成块而后又晒干的肉。  

  当然,没有许可证就设陷阱或枪击野生动物是不合法的。但这没什么作用。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一度曾游弋着大批动物,而现在仅存的几群动物也正在濒临灭绝。对大动物保护区进行偷猎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活动。据估计,从事这项活动的偷猎组织有一百多个。  

  1956年初我在肯尼亚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起这些问题。我花了几星期时间想搞清楚偷猎是怎么进行的,为什么没能被制止。开始时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不简单。在非洲没有什么简单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染上了强烈的土著人的情感。非洲自身的原始性会令任何简单的逻辑推理在这里碰壁,关于野生动物的消亡这一问题尤其如此。 

  在内罗毕,野生动物部的官员们十分沮丧。其中一人说:“要是不马上采取措施的话,除了在动物保护区里,非洲不会有一只比兔子大的动物能活下来了,但是保护区自身也面临着解散的危险。”

  “那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
  “动物巡行员数量不够,又没钱再多雇些。反偷猎的法律也很不得力。”
  “那为什么不更改一下法律?”
  “许多人不想更改它,他们认为野生动物是有害的。他们说,不管怎么样总得把动物们消灭掉,因为人们需要那些土地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我手头有本小册子,上面一组官方统计数字说:“东非每年的旅游业营利约600万英镑。这对于东非不太发达的经济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我引用了这个数字来反驳谈话对手。我说:“游人们到非洲来当然不是来看城市、工厂和农田的,他们想看的是大象和水牛。” 

  “当然。但你没法用这个去劝当地居民,他们关心的只是上个月有群大象走过他们的田地,踩坏了庄稼。至于非洲土著人,他们一贯是以打猎为生的,打猎是他们的本能。” 

  讨论就这样继续进行。人们提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奇怪的信息:比如他们说,事实上绝大多数非洲人从未见过大象和水牛。大动物一般与居民区保持相当的距离。普通的非洲孩子对野生动物所知道的可能要比在伦敦或纽约的孩子少得多,所以人们根本不关心当地的动物。要想以人道的或美学的甚至经济上的理由来劝服非洲人似乎不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官员们对动物公园的前途如此悲观的原因,因为终究有一天要把它们完全移交给非洲人自己组成的政府。   

  在内罗毕,我还同另一个人讨论过,他是当地野生动物协会的成员,正在为动物的生存进行最后的战斗。他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说,“没有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说:“象牙卖到每磅1英镑。一对好象牙会有160磅重。商人们用象牙来做小雕像和旅游纪念品,多少象牙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犀牛角出口到中国去,磨成粉,作为一种春药卖出,每磅可卖到4英镑。一只成年犀牛的两个角重达1磅。还有鳄鱼皮,可以做鞋和包。目前鳄鱼皮的价格是每英寸7先令6便士或1美元——皮是取自鳄鱼腹部。有了这些钱你就能算是这个国家的富人了。所以,只用几个动物管理员是没法让商人或土著人放弃捕猎的。” 

  但是,大多数土著人捕杀动物是因为他们需要兽肉,他们要么在肉还新鲜时自己吃,要么把肉晒干,做成“比尔通”卖。他们采用的是各种普通的手段:“挖个坑,坑里插根长钉,动物落进坑里就会被戳死;用廉价的自制土枪射击(据说在东非这种枪至少有10万枝),这种枪经常击伤了动物却没有将其打死;还有网,这些网由绳结构成,放在动物去饮水时常走的路上。如果没有这种路的话,猎手就竖起一道灌木篱笆,上面有十几个豁口。一旦动物习惯从这些豁口进进出出,猎手就把套下在那里。这些套很大,足以勒死牛羚或长颈鹿。

  这些方法造成大量浪费。猎手常常只关心绪自己和家庭弄些食物吃,所以抓住一只动物他就满足了。但他却想不起来把另外四五个套拿掉,而每只套最后都会捉到一只动物。这些被套的动物只能烂掉,或被鬣狗和秃鹫吃掉。即使落人套中的动物成功地挣脱了,它仍然很可能死去,因为它脖子上的网勒进了皮肉里,可能会造成致命的伤口。   

  但使用网来捕猎却是浪费最大的。这些网放在开阔野地上,像篱笆一样,猎手把成群的斑马、牛羚、长颈鹿、瞪羚,实际上把任何就近的动物都赶向网的方向。惊恐万状的动物很快缠在了网里,然后就很容易用矛或刀杀掉它们。要是直接把动物杀掉的话,情况还未必太糟糕。但是,在一次大捕猎中,偷猎者们经常没有办法在用肉之前让肉都保持新鲜。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砍断动物的脚筋,在动物后腿的筋上来一刀,这会使动物不会跑得太远。最近,一个内罗毕动物巡行员遇见了四十多只被砍断了脚筋的动物。有些已经极度饥渴;有的处于垂死状态;也有一些还勉强有用三条腿一瘸一拐地再多活上几天。

  这便造成了极大浪费,尤其是对长颈鹿和牛羚来说。人们捕杀它们通常不是为肉或者皮:人们杀长颈鹿,是因为长颈鹿的腿可以被用来造矛或箭;牛羚的尾巴更值钱,因为在蒙巴萨人们可以把牛羚尾作为苍蝇甩子卖掉。一旦尾巴被砍下来,动物尸体的其他部分就被扔掉了。  

  偷猎者最看重的还是大象。近年来,偷猎者特别集中在塔瓦公园。这是一大块无人居住的灌木区,正位于乞力马扎罗山以东肯尼亚境内。我在四月的一天开车去那里,当时雨季刚好到来。我与动物保管员大卫·谢尔德里克呆了一周时间,他是一个反偷猎大象专家。他实际上正在孤身一人对偷猎者们作战,听他讲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有趣的。 

  猎捕大象的主要是瓦刚巴和瓦连古鲁部落的人。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伯顿在一个世纪前描述的毒箭。毒是取自当地的一种树。虽然非洲有不少毒蛇和有毒植物,但毒性没有超过这种树的。调和毒药的配方很有点中世纪的味道。先从树上弄来小树枝和树叶,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把这些东西煮上八九天。此时,树的汁液变成了一种难闻的物质,其颜色和粘稠性都像沥青。据说,人们有时还往其中扔一只活鼯鼠,使毒药毒性更强。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解这种毒(谢尔德里克办公室里有一罐这东西,他坚决不让我碰)。10到15分钟之内,它就能置人于死地。在灌木丛中你很容易认出那种毒树来,它看起来像橄榄树。在树下经常躺着不少被毒死的昆虫和小啮齿类动物。 

  在每个瓦刚巴村子里,可能都有一个生产毒药的小作坊。毒药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每一小包正够一支箭用,以每包6便士的价格卖给偷猎者。土著人在造弓和箭上花了不少工夫。箭上的羽毛必须是某个品种的秃鹫的羽毛,弓弦必须由长颈鹿的肠子这样奇怪的东西做成。每个部落对弓的大小和弹性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的箭头上都有自己的标志,以免难以说清是谁的箭杀死了某只大象并因此发生争吵。毒药被仔细地涂在箭头上,外面围一层布条。这种毒药暴露在空气中时很容易变质,尤其是在冷天。在用箭之前取下布条。箭一旦命中,箭头会跟箭杆分离,以便它能更深地刺入猎物体内。带着这些可怕的武器,偷猎者们约五十人组成一队,出发到塔瓦公园深处去。 

  在旱季时,主要的捕猎地点是饮水处周围,因为大象在炎热的正午会来此洗澡、喝水。偷猎方法很简单:偷猎者们藏在河岸高处的岩石后面,从二三十码外射箭。象群马上一片恐慌。受伤的动物当然一般是象牙最大的那只。它冲进了灌木中,象群中其余的象也跟在它后头狂奔。当它倒在地上四处乱滚时,别的象跑回来帮它。它们把鼻子伸到它巨大的身躯下,想让它重新站起来。可是它仍然躺在那儿。于是大象们犹豫地站一会儿。大象死了。别的象闻到了死象身上的血腥气,开始后退。最后,它们似乎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就绝望地离开了。  

  偶尔,受伤的大象跑进了森林里很远的地方,偷猎者们追不上它。但它当然还是会死掉的。其余的象会来到死象身边,把它的象牙拔下来,把象牙摔碎在附近的石头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大象知道人们追捕它们是为了象牙,所以它们坚决不让凶手获得象牙。谢尔德里克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也做不出别的解释来。 

  多数情况下,偷猎者很快就能找到他们射中的动物。用不了几分钟,他们就砍下了象牙,然后又上路了。他们从一个饮水处到下一个饮水处,会一直追捕大象好几天甚至好几周。

  当他们弄到足够数量的象牙时,就捎信给蒙巴萨的某个非法象牙商人,约定在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路上一个既方便又隐秘的地方见面。这个商人通常是个印度人,他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开着辆卡车或普通旅游车来。但当他停下车后,他先把车后盖打开。这个预防措施是为了给人一种他停车是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的假象。如果有别的车偶然路过,他就让那辆车接着开,不用管自己,说并没什么大麻烦,只是风扇皮带或点火装置或什么别的小东西出了点毛病。那辆车一开走,偷猎者们就从灌木丛中钻出来。双方马上成交了。商人出的价当然比蒙巴萨的市场价低得多,但偷猎者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人,而且不太善于讨价还价。象牙于是就被扔进了卡车后面,盖上一块油毡布。一两个小时后,这个象牙商人又回到了蒙巴萨。  

  即使在蒙巴萨,他要卖掉自己的非法物品也毫不困难。蒙巴萨市场上有不少完全以合法形式出售的象牙,这些都是凭许可证获得的。政府的检查人员是不可能分辨出哪对象牙是来自偷猎者的,尤其是象牙已经被断成了小块。非法象牙的很大一部分被出口。商人们很容易把象牙藏在棉花包里或一桶桶的黄油里。阿拉伯单桅船上就载了成百只象牙。这些船偷偷经过印度洋,到达桑给巴尔、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犀牛角更小也就更容易伪装。其实犀牛角并不是角,而只是毛紧密地粘结在一起,硬得如铁一般。海关官员对这些做法了如指掌,但是他们说,他们没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检查码头里的每个桶、每个布包。实际上他们很少适得住什么人。于是这种贸易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为了让这种贸易得以进行,每年光在塔瓦公园就有邱0只大象、200只犀牛被杀。   

  谢尔德里克在公园内组织了由非洲黑人动物管理员组成的一小队人马来与偷猎者开战。这些人通常来自肯尼亚北方,性格坚强、很有纪律性,他们对瓦刚巴和瓦连古鲁人没什么好感。他们的战斗方式会打动每个学校里男生的心。巡逻员们每次出行大约八人,带着来福枪、一些食物,还有一个无线电台。他们知道偷猎者的习惯,也知道他们最爱在什么地方下手。于是巡逻员们悄悄地在灌木丛林中跟踪偷猎者,一直跟踪上几天甚至几周。谢尔德里克不时获得些信息,他就把信息通过无线电台告知手下人。后来他还用过一架侦察飞机。但大多数情况下,巡逻员们用的是当地丛林里土著人的普通方法:观察秃鹫的举动;寻找偷猎者们留在沙上的足迹;在饮水处旁打伏击。他们在塔瓦公园里与偷猎者进行了许多殊死的战斗,对此外界几乎一无所知。  

  一般说来,巡逻员们在晚上发起进攻。在某个信号的指挥下,他们从隐藏地里冲出来,希望抓住睡在地上的偷猎者,通常偷猎者们不太反击。偷猎者习惯睡在独立的树下,以便于受突击时能更容易地跑掉。那些跑不掉的,被痛打了几天,很快就被制服了,然后他们被铐上手铐带走。有时会发生点小冲突,一方用来福枪,一方用毒箭,而巡逻员们并不总是赢家。 

  谢尔德里克一年里就抓捕了三四十人,但他知道,他还远未占得上风。森林太大,他手下人太少,设法巡逻整个森林。而且,囚禁对偷猎者们没什么震慑力。在肯尼亚,杀大象的最重惩罚只是六个月监狱。对一个土著人来说,监狱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地方。当然,对精明的印度商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一点也不喜欢监狱。但印度商人有钱,能叫来许多许多证人。谢尔德里克说:“我们给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偷猎者50英镑,让他给我们作证。可没用,印度商人会给他100英镑让他不来作证。” 

  我问,为什么政府不禁止使用毒箭。他说,政府正在考虑这件事,而且肯尼亚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是要实现这件事困难不小。土著人一直用毒箭,这是他们获取食物的传统方式,而且许多部落人并不是职业偷猎者。他们在公园外很合法地捕猎。有人说,取缔他们赖以糊口的东西是错误的。而且还有一个困难:如果你对偷猎者施加太重的刑罚的话,会使部落人敌视政府。

  这最后一点——伯部落人敌视政府,是真正的关键所在。肯尼亚的茅茅叛乱刚过去不久,没人希望茅茅之火在肯尼亚南部和坦噶尼喀的部落中重燃,尤其是马萨伊人。 

  说到马萨伊人,这才算是一语中的。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偷猎问题只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且甚至并非最重要的部分。长久来说,马萨伊人才是野生动物的致命敌人。你一到东非就听见马萨伊人这个名字。你要么是赞成马萨伊人,要么是反对,关于这个部落,人们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马萨伊人总数约有55000人。从某些方面讲,他们是黑非洲最有趣的人,而且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人。作为一个部落,他们做到了一件别的黑人实际上都未做到的事:他们抵制住了二十世纪和白人的世界,仍信守着自己古老的部落传统。 

  当你第一次遇见马萨伊人时,你会吃一惊。他们一点不像个非洲人,有6英尺高,身材细瘦、窄臀,一边肩膀上搭着个铜色斗篷,手里拿着宽刃的矛。他们的脸瘦削,颧骨很高,眼睛像蒙古人一样眯成两条缝。这世界上任何人——哪怕一个北美印第安人酋长——在看你的时候,也不会像马萨伊人那样充满傲慢和强烈的自豪感。 

  对汤普生和其他首批来到达些部落的探险者来说,马萨伊人意味着恐怖。如果马萨伊勇士们不是正在彼此战斗或侵略附近部落的话(他们经常侵略邻近部落),他们就喜欢袭击这些白人入侵者。要是他们愿意的话,还会杀白人。从那时候到现在,马萨伊人对陌生人的敌意已经大大减弱了,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他们从不洗澡。有时候,他们用带色的油和泥在脸上一条一条地涂,并把头发编起来,看起来像块拖布似的。他们的耳垂穿了孔,奇怪地挂着沉重的装饰物。他们善饮当地产的啤酒。而且,据说他们的某些仪式很野蛮。但所有这些一点没有动摇马萨伊人所坚信的东西:他们坚信自己是贵族,是优等种族。他们蔑视所有的贸易和普通的劳动。甚至他们的武器都是由劣等部落给他们做的。他们强壮有力,不善言辞,正像他们在捕杀狮子时表现得那样。每个年轻男子都应该至少独自杀一头狮子,而且只能用自己的矛杀。 

  在马萨伊部落中,妇女不被当回事。在婚前婚后,人们都是杂交的。妇女被像牲畜一样买卖。从一出生起,男子就被纳入一种僵化的家长制系统。他们依次进入部落中的三个主要群体:少年人,勇士,老人。每个群体任命一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在部落内部会议上有发言权。此外,控制着部落但又不公开领导的是“利班”。他们是能治病的人,能与神秘的神灵相通。有人认为,这些神灵住在乞力马扎罗山最高处的雪峰上。   

  马萨伊人是游牧部落,靠养牲畜为生。牲畜是他们的食物以及财富、社会地位的象征。挤过牛奶后,他们在奶牛的脖子上刺破一个血管弄出些血加在牛奶里,然后再加上小米,就是他们的主食。为保证这类奇异的食物来源充足,马萨伊人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开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的牲畜,还不停地添加牲畜的数量。近年来,有些地方的牲畜太多,数都数不清了。过去一家可能有30头牲畜,现在有300头。牲畜可能会很病弱,但没关系,它们被当作通行货币用。在物物交换过程中,依据的只是牲畜的头数,尤其在买妻子的时候。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数量剧增的牲畜能生活下去,马萨伊人被迫拓宽自己的地盘,以寻得水和新鲜的草地。这就是马萨伊部落和那些想保护剩余野生动物的人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因为,显然没那么多草地和水同时供给野生动物和马萨伊牲畜。到最后,要么是野生动物离开,要么是马萨伊人的牲畜离开。  

  这并不是个局部问题,因为马萨伊人在东非分布很广。萨朗盖提平原也被卷了进来。近些年,萨朗盖提这几个字在东非成了有魔力的词语。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任一地方,如果你想鼓励人们谈话的话,你只需提一下萨朗盖提,然后你就坐下来听吧。   

  我刚到肯尼亚时,在内罗毕和别的地方就听许多人谈起萨朗盖提这个地方。人们告诉我,萨朗盖提是世界上现存的野生动物的最后聚居地。  只有在萨朗盖提,你才能看到汤普生1882年所看到的那些大型动物群。它是坦噶尼喀北部边境的一个大公园,占地约6000平方英里,从维多利亚湖一直延伸到尼加罗一尼加罗火山口。在这个火山口,你几乎可以望得见乞力马扎罗山,这块地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动物们把它当作迁徒通道。雨季一结束,它们就成千上万地从维多利亚湖向东迁徒,一边走一边生殖、吃草。而当雨季开始时,它们又向湖边迁徒。这么多运动的动物群,是非洲最吸引入的景观。   

  现在,马萨伊人登场了。约有5万马萨伊人住在萨朗盖提公园里。他们约有10万头大牲畜,20万头小家畜,比如绵羊、山羊等。公园内大部分地方的土壤并不厚,水也不多。显然,野生动物在为生存而苦苦奋斗,却正在失败。起初,坦噶尼喀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唯一反应是妥协。政府提议,在公园的两端为野生动物保留两块地方,而把中间的所有土地,就是马萨伊部落和那些想保护剩余野生动物的人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因为,显然没那么多草地和水同时供给野生动物和马萨伊牲畜。到最后,要么是野生动物离开,要么是马萨伊人的牲畜离开。 

  这并不是个局部问题,因为马萨伊人在东非分布很广。萨朗盖提平原也被卷了进来。近些年,萨朗盖提这几个字在东非成了有魔力的词语。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任一地方,如果你想鼓励人们谈话的话,你只需提一下萨朗盖提,然后你就坐下来听吧。 

  我刚到肯尼亚时,在内罗毕和别的地方就听许多人谈起萨朗盖提这个地方。人们告诉我,萨朗盖提是世界上现存的野生动物的最后聚居地。  只有在萨朗盖提,你才能看到汤普生1882年所看到的那些大型动物群。它是坦噶尼喀北部边境的一个大公园,占地约6000平方英里,从维多利亚湖一直延伸到尼加罗一尼加罗火山口。在这个火山口,你几乎可以望得见乞力马扎罗山,这块地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动物们把它当作迁徒通道。雨季一结束,它们就成千上万地从维多利亚湖向东迁徒,一边走一边生殖、吃草。而当雨季开始时,它们又向湖边迁徒。这么多运动的动物群,是非洲最吸引人的景观。 

  现在,马萨伊人登场了。约有5万马萨伊人住在萨朗盖提公园里。他们约有10万头大牲畜,20万头小家畜,比如绵羊、山羊等。公园内大部分地方的土壤并不厚,水也不多。显然,野生动物在为生存而苦苦奋斗,却正在失败。起初,坦噶尼喀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唯一反应是妥协。政府提议,在公园的两端为野生动物保留两块地方,而把中间的所有土地  (占公园面积的一半多)拱手让给马萨伊人。    

  野生动物协会马上提出反对。我到肯尼亚的时候,人们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公开的辩论。显然这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一方认为,人在地球上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应该服从于人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方则从根本上反对这一点。其实这种争论由来已久。还有一件事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大概因为马萨伊人的强悍和倔强吧,他们成了非洲的白人们相当祟拜的对象,正像很久以后在北美人们也祟拜印第安人一样。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1957年,坦噶尼喀政府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论证萨朗盖提国家公园的未来,并征求不少杰出的生态学家对此事的看法。最后的决定是,在中、西萨朗盖提地区扩大公园的面积。引用动物保护协会的话说,此举是为了“保护那些著名的野生有蹄类动物群和相应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空间和迁徒空间,这些动物是世界宝贵财富的一部分。”尼加罗—尼加罗火山口被划在公园之外,划归一个“特别保护区”。显然,至少在专家们看来,马萨伊人应该和野生动物做到和平共处。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 

  在肯尼亚,总督埃文林·巴林爵士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在保护野生动物问题上立场要更加坚定。这还是总督第一次发布这类指令。在塔瓦公园,大卫·谢尔德里克在与象牙偷猎者的战斗中似乎正在占上风。在蒙巴萨建立了一个专门从事象牙贸易的合法仓库——这是个重要举措。过去,商人在公开市场上购得象牙,然后把这些象牙拿到自己位于城外的加工厂去。一个狡诈的商人不难在这些合法购得的象牙中添人大量偷猎来的象牙。在新制度下,每个商人必须在合法仓库内进行加工,政府监察员们在那里可以监督他们。 

  可能有一条比这些都重要。最近,各地东非居民的谈话中都突然表现出对野生动物的兴趣。有不少极有影响的人加入了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新野生动物协会。罗得西亚政府一向鼓励人们年复一年地大肆屠杀野生动物,以期消灭采采蝇。而现在,罗得西亚也建立了新的保护区和公园。

  当然,什么也不能使局面恢复到从前——哪怕是恢复到三十年前。非洲动物中的90%已经被永远地消灭了。但是,看来保护剩下的这10%的前景似乎比以前稍好了点。人们可能终将厌倦于屠杀掉地球上的其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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