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英国为到非洲内陆去的人提供一种名叫“飞舟”的服务(一种能降在水上的飞机)。坐这种飞机很慢，有时也很颠簸，但我觉得没有比这样的旅途更令人愉快的了。一太早坐在埃及开罗上空的飞机上，舷窗外是清澈的尼罗河水，先是沿河而上，直到位于赤道上的尼罗河源维多利亚湖。然后沿着东非大裂谷上的湖泊群前行。最后，竟到了南非的德班。晚上飞机不开，一路上的落脚点都是引人入胜的地方：埃及沙漠中的瓦弟·哈尔发，苏丹境内青、白尼罗河交汇处的喀土穆，维多利亚湖上的基苏木，还有距维多利亚瀑布仅一两英里之遥的利文斯顿。维多利亚湖是如此之大，坐在船上根本看不到边。

　　这些落脚点大多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偏远地方，于是，你就被猛地置入真正的非洲景观之中了。没有你熟悉的机场建筑物，没有广告，没有任何别种交通工具，只有这混浊的河流。当飞机停在河上或丛林湖泊上时，会有个男孩子划只小船来接你上岸——他可是地道的“真品”，是黑得像煤一样的非洲土著，有时候连腰部都是赤裸的，看起来似乎更适合居住在茅草小屋中，而不是置身于这个怪物——般的飞机满天飞的怪异世界。  
 
　　我记得在赞比西河上，人们不得不用摩托艇先在河面上巡行几分钟，把河马赶走，然后飞机才能够降落。我还十分真切地记得苏丹白尼罗河畔一个叫马拉卡尔的小地方，在那儿，丁卡部落的黑人妇女有6英尺高，而且像年轻男子一样臀部窄窄的。她们的头发上抹了厚厚的油，在头顶堆成一个高高的髻，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她们神情严肃地沿河岸走，故意不去看河上巨大的“飞舟”。当原始人遇见在他们看来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事物时，他们常常就是这样故意扭过头不去看。

　　这些场景虽然短暂，却向旅行者吹来一股强烈的非洲气息。旅行者会觉得，他所看到的，就是利文斯顿和那些早期探险家们所看见的场面。这样的旅行“飞舟”我只坐过一次，而且是早在1941年，但它却使我迫切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到非洲来。我最想看的是动物，其次是刚果②以南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也就是黑非洲。我认为，这种念头不过是游客们常有的那种渴望，渴望听到土著部落的鼓声，见到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森林。然而，战争很快使这类想法破灭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在推迟着这次非洲之行。直到一两年前的一天，我在伦敦偶然碰到了一个住在南非的朋友。他让我跟他到约翰内斯堡住段时间，他说，从那儿可以安排旅行所需的一切。十天之后我和妻子就动身了。

　　同从前那些坐“飞舟”的日子相比，这次飞往约翰内斯堡的旅程实在单调乏味。而且，对于任何一个以一睹非洲原始风光为快乐的人来说，约翰内斯堡会泼你一头冷水。我们到达还不到一天，就遇到了让我们彻底失望的事情。人们告诉我们，在南非只有极少量的大型野生动物。所谓“野生”的意思是，它们还能在田野里随心所欲地游荡。八九十年前还有成百万头的大型野生动物，约翰内斯堡的历史也只有约七十年。就在这座新城所在的地方，当地农民说，当年看见过有半英里长的跳羚群，这群跳羚用了四个小时才过完。此后，它们被成群射杀，尸体装了一车又一车，每具尸体只卖6便士。跳羚是一种可爱的羚羊，一旦遇到危险，就会不停地跳蹿起来。它是南非这个国家的象征。然而今天，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任何地方，能看见一只跳羚，你就算很幸运的了。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这一物种只在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才得以保留下来。其他的动物；像白氏斑马、好望角狮和蓝鹿现在已完全绝迹了。

　　我们急于看到原始的非洲社会：挽弓搭箭、赤身裸体的高贵的猎手，他们跳的战斗舞蹈，还有他们的巫医。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失望了。我曾就此讨教过一位曾在非洲居住多年的英国妇女。她说：“现在你恐怕找不到几个还赤身裸体的非洲人了。在北面的乌干达，你可能还会遇见几个部落，那里的妇女只在腰上系几片树叶遮羞。但这种人已经很少了。所有的非洲人如果能获得欧洲式的衣服，都爱穿上。他们更愿意用来福枪和猎枪打猎，而不是用长矛。至于观看舞蹈，最好的地方就是约翰内斯堡的金矿了。那儿的矿工在星期天早晨表演舞蹈，但他们根本不是赤身裸体，而是戴着头盔，穿着他们工作时穿的衬衫和裤子。”

　　“但那些原始丛林人，”我说，“那些卡拉哈里沙漠中的丛林人呢?”

　　“啊，”她回答道，“他们的确相当原始。但除非你是个人类学家，否则，我认为你不会对他们太感兴趣。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坐成一圈，挖地里的野瓜吃。极偶然地才会有个人站起来，动几下脚，好像是一种缓慢的舞蹈似的，但也仅此而已。他们甚至已经不再用母乳喂孩子了。”

　　所有这些都令人很失望。我得承认，在第一周里，当我和我的妻子在约翰内斯堡和附近的农村闲逛时，我们没发现这里与曼彻斯特或伯明翰有什么不同，这里有简易棚，有写字楼，有高尔夫球场，有郊区的花园，有破落的城镇，有加油站，等等。只在很偶然的时候，才会发生点什么事，提醒人们这是在非洲，它还没有完全被外部世界淹没。一个炎热的傍晚，邀请我来的那位先生和我出去散步，我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世界任意一个地方的美丽花园里。只是，当我们遇到了下面发生的事情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不是在欧洲。当时我们正拐过一个街口，忽然看见一群黑人青年在狂奔，他们跑过我们身旁，脸上的神情狂乱，在他们后面，有两个黑人警察边追边喊。我们很快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些年轻的黑人触犯了法律，因为他们在大街上玩牌。他们逃走时情急丢下的东西散落在草中，有牌、一顶草帽、一件夹克，还有一个掉在地上的钱包。当这两个警察看到没指望抓住他们时，就收住了脚，把这些散落的东西捡了起来，退回到警车那儿，引诱地喊：“你的钱包在这儿，你不想把钱包拿回去吗?你的钱包在这儿。”

　　年轻黑人们回转身来，犹豫不决地站在路上。显然，他们有点受不了自己的宝贝东西就这样在眼前晃荡却拿不到手。很快，他们中有一个更孩子气的、也可能更胆小的，开始朝警察那儿蹭。那草帽是他的，他想索回草帽。他停了一会儿，但警察又叫他过去，差不多把草帽递到他手里了，于是他又往前走。然后，整群年轻人都往前来了。警察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铐上了手铐，推进了警车里。 

　　那天傍晚，我们和一位女友驱车到约翰内斯堡外几英里的一个地方赴晚宴。天还没黑，离约定时间还早。于是我提议，我们何不把车停在哪个小山头上吸口烟呢?
　　“不行!”女友说。
　　“为什么不行?”
　　“这地方发生过凶杀案。”
　　“大白天?在一个小山头上?还有来来往往的车辆?”
　　“是的，”她说，“等我们到大路上再停下吸烟吧。”

　　在晚宴上(为赴此宴我们特意穿了燕尾服)，一切都是老一套：饭一吃完，我们就开始玩游戏，掷骰子，打扑克，打卡那斯塔牌、桥牌——不管什么游戏，只要能消磨时间就行。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体育(主要是赛车)和国外的政治事件。在各个房间里，家具是欧洲式的，墙上的图画和地上的地毯也是欧洲式的，没有任何非洲特征。换言之，在这里非洲被有意拒之门外了，这一切使人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岛上。我们是远离穷人大众的少数富人，也是远离黑人大众的少数白人。当时在南非只有250万白人，有色人种则有800至900万。而在整个黑非洲，白人和有色人种的差距更大——即有约300万白人，黑人则有6000万。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非洲的欧洲人有意强调自己的欧洲特征，穿着他们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的衣服，强调他们那个欧洲“部落”的习俗。因为这是维持他们的权威地位和独立性的一种方式。

　　此后，在我们的行程中，这种白人隔绝于黑人的感觉一直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不管表面多么平静，人们总是能感觉到一股令人不安的潜流。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六七十年前，这儿还是一块黑人占据的大陆。当时，利文斯顿博士是方圆几千英里内唯一的白人。 

　　我总是喜欢看约翰内斯堡城外路上的黑人。他们依旧排成一纵列行走，好像是走在丛林小路中一样，经常会有某一个人边走边弹着吉他或吹着口琴。然后，队伍该分开了，因为每个人走的都是田野里一条不同的路。此时，他们仍继续着他们的谈话。显然，他们不能忍受完全与同伴失去联系，变成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回头看，只是不停地向“对方”说自己一时想到的话，直到最后对方的声音有远处消失为止。这是一种天真朴实的情景，让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久已被忘却的夏日的傍晚，自己放学回家，边走边和伙伴们闲聊、玩耍。也正是因为这种场景如此自然、如此友善，就更尖锐地提醒白人，他仍是个外来者，永远不可能如此无心地在非洲行走。实际上，他的优越感使他永远不能和黑人一样。   

　　星期天早晨在矿工们的舞蹈表演上出现的是同一种场面。观众坐在像斗牛场里那样的成排的椅子上。而且，跟西班牙斗牛场一样，这儿的椅子也有两类：向阳地的和背阴地的。欧洲人坐在背阴里。矿工们喜欢跳舞，这是他们一周工作后的庆典。各个部落轮着跳，每个部落有十几个人。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把传统的草裙、豹皮斗篷等服装同破烂的欧式服装、铝制的头盔混穿混戴在一起；鼓敲出的曲调有时完全不是非洲风格的。他们很喜欢那首老歌：“我试图快乐／但我不会快乐／除非我让你／也快乐。”但不管怎么说，鼓点还是会不时进发出真正的非洲节奏。舞者在沙地上慢慢地挪动脚步，领舞的哨子一响，舞者们向半空跃起，全身抖动和跺脚的动作美妙极了。人们很容易想像出这样的场面：一头狮子被围猎，然后被杀死。猎手们凯旋，回到他们村庄中的妻母那里，从此以后，某个不安的祖先的灵魂总算不再扰人了。离我不远，有一个黑人观众坐在阳光下，正忙着织一件套头衫，边织边看舞蹈。他已织完了套头衫的后背部分，并把这部分穿在了身上。眼下，他正一行一行地在自己胸前织着。我注意到，他运针的动作是合着鼓点的。  

　　显然，因为有白人游客在场观看，跳舞的人显得很高兴。但你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在为自己而跳，为坐在阳光下的他们的同伴而跳——那些人才是真正醉心于这种舞蹈的。他们是在按本能行事。而白人历来把这种本能看成是粗鲁的、幼稚的、不适宜这样公开展示的。

　　至少在南部非洲，我们所能看到的非洲原始部落生活就只有这些了。于是我们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此行的主要目标——野生动物上。约翰内斯堡的朋友们自发地给我们画了张地图。这张图画的主要是过去四十多年里在非洲建立的大型野生动物公园。最开始是南非的克鲁格和火鲁卢瓦保护区，然后，一直向北，最后直到乌干达境内的尼罗河源和比属刚果。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克鲁格公园。它比非洲其他动物保护区都要大，同时也是建立时间最早的。早在1884年，克鲁格元首就开始在南非采取保护野生动物的措施了。到上个世纪末，在葡属东非的边界上已经划出了1500平方英里的保护区。但是，直到1926年，克鲁格公园计划才真正开始起动。它在原来基础上加了几大块地方，现在占地7340平方英里，几乎和英国威尔士的面积一样大。它的目标很简单，也很值得赞赏，那就是：制止、哪怕只能部分制止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批捕杀野生动物的活动，并且给科学家和公众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研究自然环境中的动物。但在实际中人们发现，这个公园的警卫保安工作很难做。当然，公园四周是没有围篱的。有时，动物晚上会跑到保护区边上农民的地里，踏坏庄稼，有时还攻击农业工人。当地农户的不满情绪很难安抚平息。非洲人爱吃肉，并把所有野生动物都当成天敌，于是，偷猎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保护区还需要对付森林火灾、旱灾和疾病。甚至由于食肉动物，尤其是狮子的数量太多，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这类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羚羊和斑马有时会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于是不得不人为射杀一些狮子。更难招架的是来自某些政治集团的压力。这些集团声称，人口越来越多，需要征用公园的土地从事农牧业。 

　　也许是游客们救了这个公园。开始，来自约翰内斯堡、德班和其他城市的普通居民驱车到克鲁格公园来度假。他们既不是来打猎的，也不是来拍照的。他们只想体验一下生活在野外环境中的滋味——而这类野生环境正从地球上迅速消失。他们所付的门票钱和食宿费足以让当时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保护区养活自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虽然上述的那类问题依然存在，但南非政府已不太可能让保护区破产了。1956年，有9万游客来到这里，此后的人数还在逐年递增。  

　　在二月里一个晴好的夏日，我和妻子驱车从约翰内斯堡出发，穿越南非草原。到处是非洲凤凰雀，像三角旗一样在风里飞，它们的尾巴有一英尺长，真是漂亮。在我们面前的广阔的原野上，点缀着一丛丛的桉树，有时还有几片农田。我们在一条小溪边享用了午餐。下午，我们继续驱车东进，来到了一片繁茂的亚热带果林前，这里种着橘子、西番莲、菠萝和香蕉。我一边开车，一边把克鲁格公园的园规在脑袋里重新过了一遍：不许带火器和狗；一旦进了大门，车的时速不得超过25英里；要是遇见了一群大象，必须停下来，关掉发动机，直到最后一只大象过完为止；对水牛、河马，甚至狮子，则可以比较随便。那本《入园须知》上说，只要你呆在车里，无论如何你都是安全的。显然，汽油味和油烟掩盖住了人的气味。而且，动物已见惯了汽车，不把它看作危险了。最后，在夜幕降临之前，你必须回到公园内部四周围了围栏的宿营地里。你在那里得被关上一夜，第二天早上大门才会重新打开。  

　　这些听起来都入情入理。但是你会问，要是在到宿营地之前汽车坏了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在车里坐一晚上?关于这个问题，《入园须知》上只字未提。它也没说，如果你在森林中迷了路该怎么办?要是你拐了个弯，却突然发现自己陷身于一群大象之中怎么办?要是这些大象改变了行进方向，朝你走过来怎么办?当然，我们知道，去年有9万人参观过这里，这就让人放心了些。但我的脑海深处却清晰地记着自己听说过的那些关于非洲大型动物的故事，诸如什么受伤的野牛突然扑向你之类。当然，我觉得我们并不是真的害怕。在下午将尽的时候，我们静静地到达了公园的大门口。

　　至少在这儿没什么吓人的。路上横着一根杆，几个黑人公园管理员待在附近。一个白人公园管理员坐在一个小亭子里，亭子四面贴满了彩色的广告招贴。我们签了一个保证书，保证绝不伤害野生动物，交了每人10先令的低廉入园费，给汽车也交了10先令，然后就开进去了。一条石子路直通丛林，路两边是高草和灌木。车很快拐了个弯，从观后镜中看不见门口的小亭子了。我们得自己管自己了。  

　　这里安静得令人难受。我们往前看，往左右看，一切都寂然不动，甚至连一只飞鸟也没有。除了汽车轮胎轻轻碾在石子路上的声音外，没有任何声响。我们还有5英里的路要走。过了一会儿，我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0英里。我们俩谁也不说话。突然，沉寂被打破了。在那边不足15码远的地方，几棵低矮的树下，站着一只公弯角羚。它正在悠闲地吃树上的叶子。看见汽车，它停了下来，用潮润的眼睛直呆呆地盯着我们。我很吃惊，下意识地关了发动机，然后又匆匆忙忙地重新启动。它仍然一动不动。大约有3分钟，它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然后头朗旁边偏了一下，转身走开了。紧接着一只母弯角羚从树影里出来了，两只羚走到了一起。同时我们听到在那边的树林里还有其他动物的声音。   

　　我尽力想如实描述这幅场景，因为第一眼看见处于野生环境中的动物，无疑会给人巨大震动。尽管游客后来可能会看到成千个更生动的场面，但第一个场面却是他记得最清楚的。人们在没见到动物前会有各种想像。同人们的想像相比，现实中的动物的色彩更鲜亮，外形更清楚，眼神更活泼。它们的动作中饱含活力和张力，它们的眼神里含着挑战的意味，这种眼神会使你这个观察者感觉仿佛缩小了似的。以前，人类接近另一物种时常有特权感和优越感，现在，你突然完全没有了这种感觉。你和动物们一样，只是丛林中的一员。你忽然明白了，同人类的接触扭曲了野生动物的天性，破坏了它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动物园里的管理员强迫它们表现得过于温顺驯良。而猎人们(有时也有艺术家、摄影者和动物标本制作者)又把它们表现得过于戏剧化的凶暴。自然状态中从来没有哪个动物终生都处在受惊、狂奔或剧烈运动之中。它们也许始终保持着警觉状态，但绝大部分时间里，你看到的是它们站在树下，悠闲地吃树叶，像那只弯角羚一样。这真是个绝妙的景观。　　

　　我们第一次便看到了弯角羚，可以说够幸运的，因为弯角羚是一种大型动物，长着精致的螺旋型的角，被认为是非洲丛林中最美的景观之一。过了一会儿，一对黑斑羚从我们面前跃过，运动姿态优美、灵敏，令人叹服。甚至我们在宿营地门口遇见的那只不太讨人喜欢的拂拂也相当整洁，看起来它的毛似乎是刚洗刷过的。   　　

　　此后的三天我们在宿营地度过。宿营地的名字叫普里特里斯·考伯，是许多非洲公园宿营地的样板。这里的氛围很奇异。要不是你的小屋呈圆形，有一个被称为“圆顶”的茅草屋顶的话；要不是给你做饭吃的黑人男孩称你为布瓦那的话；要不是你深知有一层围栏把你与外面的丛林隔开的话，你真可以假想自已是在美国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当一车车的游客傍晚从公园里兜风回来时(如果他们回来晚了，大门已经关上，他们得另外缴费)，宿营地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很快你会发现，在这儿就像在一个滑雪场或乡间高尔夫球场一样，有一种行话，也有一些行家。你很快就会习惯的。你和别的游客交流今天的经验，边说边打着手势，手势是帮你辩解的，这使你在交谈中压倒对手。你向下一间圆顶屋里刚进来的人喊：“看到什么了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看见几只疣猪和两只长颈鹿。”
　　疣猪倒没什么稀奇的，但公园里是不常看见长颈鹿的，于是你也说：“人们都说萨比河路那儿有只狮子，我今天在那儿看见它捕食了。” 

　　几乎没人看见过狮子捕食。于是你的邻人不得不飞快地琢磨一下是不是要说点儿比你更厉害的东西。可能他会这么说：“啊，我认识那只狮子，昨天我离它只有十码远。”或者：“你肯定没错过斯库库匝路的斑马吧?!今天早晨那儿肯定有一百多只斑马。”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而且，人们也会标榜自己参观过别的野生动物公园，他们通常会说，每个公园都比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好。他们会说：“夏天在这儿你看不到什么东西，草太高了。如果你想看大象——大象是最好看的动物——你就该去南罗得西亚的万基公园。我敢说，去年我们在那儿看见了几百只大象。”或者他们会说：“要是你没看见过火鲁卢瓦公园的白犀牛的话，你可真叫什么都没有看见过。他们很凶猛、很危险哩。”   

　　这就是要害所在。危险，或至少是对危险的幻觉，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可以点燃游客的好奇心。公园方面也不停地提醒游客们，尽管他们获准可以自己驱车到任意的地方，但的确有危险存在。在普里特里斯·考伯宿营地有告示用非洲式英语警告游人：“沿着路开车。待在车里。限速25英里。”有的说得更明白些：“大象是危险的。保持距离!” 

　　开始时你很乐意保持距离。你曾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头狮子爬上了汽车顶，透过挡风玻璃若无其事地注视着车里的人；你也听说过，狮子有时会跟着汽车走，为的是追捕猎物时隐蔽自己，这些都会让你不放心。有些没事找事的人，会把车开近一头正同幼思享受正午的阳光的母狮身边，并向母狮扔啤酒瓶想逗它起来。你对这类傻瓜很愤慨。

　　第一夜，当宿营地里万籁俱寂时，你坐在“圆顶屋”的门廊上，听见——或者觉得自己听见——丛林里依稀传来某种降叫，一只夜鸟在天空掠过，于是你充满了真真切切的冒险和兴奋之情。早晨，东方一泛白，你就小心翼翼地开车出发，想瞧瞧自己能不能看到点什么。 

　　一般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任何情况发生。你满怀希望地拐了一个又一个弯，却只有空寂的树丛在你面前铺展开来，但前面总是还有弯可拐的，于是你一直向前。你对自己说，至少你看见了一只百合色胸脯的金丝雀，还看见了一个水坑旁边某些大型动物的足迹。你借此聊以自慰。就这样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像一个失望的钓鱼人，你觉得自己的希望在一点点消失。然后，当动物们真地出现时，你就会体验到孩子般的满足之情。有时动物大量出现，会有六种动物在一块儿觅食。你把车停下来。自动地压低声音，把望远镜的焦距调准。即使这群动物离你不过三四十码远，但在光与影的斑驳背景中，你也要慢慢才能看清每个动物。只有看了第二次、第三次之后，才明白左边是一群水羚，斑马群里有只黑斑羚，还有某个貌似小猫的动物用明亮的、珠子般的眼睛正从你头顶的树枝上审视着你。尽管动物基本都比较警觉，但给你的印象是，它们已在那儿安静地吃了很长时间草了。一般不会有什么戏剧性事件发生。当你刚到时，处于兽群边缘的动物会警惕地抬头看，向丛林里挪动一点儿，然后又开始吃草。  

　　那些真正令它们不安的东西，比如，高草中一只猎狮的气息，某个飞过头顶的鸟的警示——这些信号太细微了，你是根本察觉不到的。你所能感到的就是，丛林里忽地不自然地安静下来了。每只动物都伸直了头，并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它们保持这种姿势大约有一两分钟，然后，显然放心了，才放松了下来。有时兽群会突然被一种不可扼止的恐慌所控制，转瞬之间，你面前的平和图景一下子变成了疯狂的混乱：珍珠鸡窜进草丛；斑马成群奔跑，尾巴在身后狂甩；羚羊每隔十码远左右就向空中猛跳一次，希望能瞧一眼逼近的敌人是谁。—会儿工夫，仍凋围就空无—物，只剩下了你自己。   

　　经过一两天这种经历后，你就会意识到，自己对非洲野生动物的观念应当重新修正。似乎在你复杂的教育背景的某个地方，有某种认知错了。现在，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你所见动物的奇异，而是它们的平凡。像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迷悯的一代”可远溯至一战前)，我和妻子就是听着关于非洲的传奇长大的：探险家和白人猎手的冒险故事，里德·哈哥德写的故事。还有许多演探险队员的影星。要么是狮子一跃而起，要么是大象吓人地吼一声并冲过来。总之，要不是他开枪开得快，可怜的人一定会遭殃的。   

　　但在克鲁格公园，我们所面对的和上面所说的却极为不同。实际上，这可称为“传奇里的传奇”，即：动物并不对人有什么反应，只是对它们自己和它们周围的森林做出反应。换言之，如果除去人的因素，尤其是强调动物对人构成危险的因素，你面前出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发现，有一个精致而细微的关系网在起作用。比如说，斑马和黑斑羚以及其他羚羊在一起吃草是有原因的。一种动物听觉好，另一种嗅觉灵敏，还有一种视觉敏锐，这样，在对付它们共同的敌人如狮子、豹和其他食肉动物时，就建立了一个很有效的报警系统。  

　　这些发现会使人感到一种单纯而自然的快乐。显然这是一种逃跑游戏，其中毫无人工做作的成分。不论你多么麻木不仁或多么失望，你都会很快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年轻时熟知的那个世界，那个丛林故事中的梦幻世界。我们从前几乎是满怀同情与恐惧之心听那类故事的，而且的确想让自己相信它们。尽管眼前这个世界中没有人的因素，但它却比任何电影或探险者笔记中所说的东西更动人、更诱人、也更可怕。　　 

　　我发现自己尤其易被一些次要物种所吸引，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屑于向我提起它们。比如，有谁曾描写过疣猪呢?但你在非洲到处都能发现疣猪，它在每个场景里都是跑龙套的角色。疣猪是丛林世界里的小丑，很有些令人着迷的魅力。它是一种非常小心翼翼的动物，只有一只小猪那么大，有两只巨大的长牙，长着狮子般的鬃毛，尾巴和臀部则光溜溜的。它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一起，靠在地上挖东西吃过活。如果有什么动静，它就直起身来，四处看一会儿，惊恐的脸上布满关切之情。然后，家庭中的父亲头一摆，尾巴像个铁路信号杆似地直竖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丛林。全家紧随其后，最大的跟得最紧，最小的急匆匆地跟在后面。疣猪不能算长得最丑。法语“一个快活的小丑”(une j01ie1alde)大致表达了它的相貌，但据说光凭它的长相，就曾吓跑过一群水牛。                                                 

　　我们在普里特里斯。考伯宿营地的时候，附近有许多疣猪。有人告诉我们，它们极喜欢吃夏天掉在地上的一种名叫马路拉的野生小苹果。在非洲的骄阳下，苹果很快发酵了,有时候疣猪就吃得大醉。此时有谁走近的话，它们就不像往常那样闪电般逃走，而是愉快、轻松地看着走近者。然后,自我保护的本能模模糊糊地出现在它们的脑海里。它们转过身去，迷迷糊糊地跑几步，停下来，改换一个方向，又跑起来，最后趴在地上呼呼大睡。早晨醒来时，天知道它们的残醉还有多少。　

　　与疣猪相反，长颈鹿是丛林里最高的动物。长颈鹿与疣猪完全不同，它是最不招摇的动物。它没有声带，只能发出极小的声音，类似喉咙里的一声叹息。在整个非洲，长颈鹿无疑是最美丽的。有一次，我们在克鲁格公园看见了一家长颈鹿，由父母和一只半大的幼鹿组成。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把头微微后仰，越过一棵金合欢树的树顶审视着我们。要是你打扰了长颈鹿，它就会显出一种被侮辱的神情，仿佛想让你觉得，你刚刚说了什么极下流的话。它们责备地吸气、吹气。这几只长颈鹿的毛色极好，光滑而且十分明亮，以至于使它们从灌木的背景里凸现出来，正如斑马的条纹凸现出来一样。显然，它们身上不规则U的褐色方块花纹是起掩蔽作用的让对手看不清它们的整体轮廓，但若隔30码远的话，这种花纹就失去了效力。至少，人们很轻易就看见了它们那10英尺长的脖子。在我们头上的树丛间，这些长脖子像巨大的芦笋茎似的动来动去。然后，它们突然跑开了。世界上再没有哪种动物像长颈鹿这样跑的：一侧的两条腿同时动，先右边的两条，再左边的两条，这使它的巨大胸脯跟着波状运动。它们跑过草原，似乎是电影里放慢的镜头。这种景象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后来，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我们又看见过不少长颈鹿，也听说了不少关于它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有异国风情，也很有趣。比如在肯尼亚的某些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电话线提升约6英尺，以便让大的公长颈鹿过去——公鹿能长到17或18英尺高。在火鲁卢瓦公园，流传着一个不肯承认自己是长颈鹿的长颈鹿的故事。它还只有几天大时，就被母亲抛弃了(可能是因为母鹿一胎生了两崽，无法同时喂养)。一个农民捡了它，把它交给动物管理员。有三年半的时间，动物管理员照顾着这个婴儿。它和他的孩子们一起长大，每天和这些孩子一起玩。后来它长得太高，进不来房子了。管理员一家吃饭时，它就从窗外往里呆呆地看。他们去睡觉了，它又绕过花园跟他们到房子的另一面去。最后人们认为，这只长颈鹿已完全长大，该跟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起了。人们把它带到一群最近刚到公园里来的野生长颈鹿那儿去。但它看一眼就够了：它的小脑瓜怎么也不能明白世界上竟有这样奇怪的动物，而且它竟然会是它们的一员。它转身就逃。人们把它弄回来六次，结果都一样。最后人们只好放弃了。现在，这只长颈鹿有点孤独并且不满地生活在动物管理员家附近围起来的一块地里。                                         

　　当然，非洲国家公园中的动物都正在经历适应人类的过程。多年过去后，人们觉察到一个不平坦但却很明显的进化趋势。在克鲁格公园，鸟类仍不能估计开近的汽车的速度，它们有时会撞到挡风玻璃上。黑斑羚是一种吸引人的小羚羊，长着竖琴状的角，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华特·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班比。黑斑羚群如果看见路上行驶的汽车，会惊慌地奔逃。如果一只黑斑羚领头向空中猛跳，其他的就都跟着仿效。领头的黑斑羚安全地越过了路，但其他的落在后面，加之灰尘弥漫，视线不清，就很可能会撞到车上。有时长颈鹿也会这样盲目地向前冲，它们巨大的前蹄能一下子踢碎汽车的水箱。                                                

　　而另一方面，大象和另外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园的界限在哪里，它们知道在这个界限内是安全的，不受人类干扰。要是它们晚上到附近的农田里寻找食物，总是力争天亮前赶回到公园里来，事实上，沿每个公园的边界都不断进行着一场夜战。动物们溜出去，偷猎者们溜进来。黑人动物巡防员们配备有来福枪。在克鲁格公园边人口较密集的边界上，每隔1／4英里就有一个岗哨。他们做了不少努力想使局面得到控制，但并不总是很有成效。晚上巡防员一个人在丛林中是很孤单的。他很可能忍不住，喝一两瓶本地或家酿的啤酒，之后就睡着了。当巡防员酣睡的时候，偷猎者就带着矛和网悄悄溜进来了。

　　我曾想像过，晚上在公园里开车一定很刺激。丛林中那时将全是动物们警觉的眼睛，你能听见草丛中各种可怕的叫声。但动物巡防员告诉我，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只是偶尔地会有几只小动物飞奔过大路，或者某只黑斑羚被汽车灯光照得跟被施了定身法似的，这时就很容易被逮住。它们站在那儿，精神恍榴，直瞪着车灯，你可以走上前去抓住它们的角。就我来说，我一点也不想违反规定晚上走出宿营地去。当我和妻子傍晚从外面回到宿营地时，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要是汽车中途坏了该怎么办。我们的共识是，要是离宿营地只有一两英里远，就冒险走回来。要是再远的话，就不回来了，在车里等到天亮。    

　　当然这些都是荒诞无稽的。在非洲，不会有大蟒蛇从树上掉下来砸着你，也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一个人才会被大象踩着，或晚上遭到饥饿的狮子的袭击。但什么也阻止不了人们施展自己的想像力。当你在夜幕降临时注视着连绵无尽的小山和灌木，你会想像自己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就像古代水手歌中的人物：像一个走在荒僻的路上的人，边走边恐惧着，回过一次头后，他继续向前走，再不回头，因为他知道一个可怕的恶魔，正紧跟在他身后。   

　　那个走在荒路上的人就是你，迷失在公园中。而那可怕的恶魔就是一只豹子，伏在你头顶的树干上等着你。   

　　不久前，这些幻觉对一个住在普里特里斯·考伯的不幸游客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一个人开着车。当夜色降临时，他偶然开上了一条向游人关闭的侧道，因为这条道上的桥被冲毁了。天全黑了，他还在四处乱冲，惊恐之下，他把车开进了一条小溪里。开到半途，发动机进水了，无法再启动。水离车底板只有一两英寸。他整夜都在那儿等。虽然他离大门那儿的动物管理员只有一两英里远，但即使天已经亮了，他还是不肯步行。他又在车里等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三天早晨一个黑人园工偶然骑车经过这条荒僻的路，才发现了他。此时他已有点轻微的歇斯底里了。过了好半天，园工才劝服他从车里出来，到岸上来。  

　　克鲁格公园历史上从没发生过什么事件使人觉得有必要如此恐惧。动物巡行员们确实被狮子咬过几次。偶尔地，一只被与幼崽隔开的母象也会攻击人。但事实上，大型野生动物通常是不攻击人的。它们—旦看见人，本能就是跳跑，只有极少数例外。只被追捕或爱伤的时候，它们才具有危险性。  

　　一个从前做过运动员的人对我说：“过去，犀牛、水牛、大象常袭击人，但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先开枪向它们射击。对犀牛，我知道它只有一种姿势，那就是向我迎面冲来，除此我没见过它别的姿势。只是最近在动物保护区里，动物才变得比较温顺了。”他接着谈到，早期南非的殖民者特别喜欢捕杀野生动物。一旦．看见了动物，他们一定会杀死它。他还记得有位农夫兴奋地告诉他，有一天他用五枪就把一种稀有羚羊仅存的五只全消灭了。   

　　于是有了这种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状况：土著人用毒箭、白人用步枪袭击动物，于是人们自己给自己带来危险，而冒险性又成了他们射杀动物的新理由。  

　　在克鲁格公园，人们常常讲起关于一个著名的动物管理员的故事。他名叫华哈特。有一天他被两头狮子从马上扑了下来，受了重伤，但还是活了下来。他儿子现在也是克鲁格公园的巡行员，仍是骑马巡逻。“我父亲运气不好，”他儿子说，“十有九次，纵使狮子饿了，也不会来袭击你。有时两三岁大的小狮子会追赶骑马的人，但它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好玩，你很容易摆脱它们。每次我们碰到严重事件，总是因为那头动物正忍受疼痛。我记得不久前一个黑人巡行员被一头狮子扑下自行车咬死了。后来当我们射杀这头狮子时，发现它脚上有根刺，使它很疼痛，但这种情况极少见。”   　

　　在普里特里斯·考伯待了三天后，我和妻子南下到火鲁卢瓦去，希望看一眼稀有的、据称是危险的白犀牛。火鲁卢瓦的发音接近于沙什罗威。去火鲁卢瓦要走近百英里，穿越英国的保护国斯威士兰。斯威土兰是里德·哈哥德的国家。阿兰·哥特曼曾和他的朋友穿越这里的群山，寻找所罗门王的宝藏。在马巴巴(这又是个发音上的困难，当地人的发音似乎是印巴巴恩)，一天傍晚，旅馆的女主人把我领到阳台上，手指向西方，说：“你看!那是示巴女王双乳山。”那映衬在天幕下的两座尖顶山，正像哈哥德描述的那样，而且，穿过山口的小道显然正是哥特曼走过的那条路。  

　　在斯威士兰到处是碧绿可爱的乡村，很有些浪漫情调。我们去拜访在位的酋长苏胡兹。他会说英语，但住在土著人的村庄里，有时他由一位土著武士背着会见客人。但我们没能见到他。他礼貌地传信给我们说，斯威士兰正遭旱灾，他正在忙于求雨。  

　　当天晚上真就下雨了，确切地说，下了有4英寸深。整个斯威士兰都变成了一片泥泞沼地，无法通过。这场大暴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开车到印度洋岸，并从那里到纳塔尔的火鲁卢瓦保护区去。   

　　火鲁卢瓦比克鲁格公园小得多。主要的宿营地坐落在一座山脊上，由茅草屋组成。你老远就能看见这个宿营地。但最后几英里是一条婉蜒的陡路，很难走。就在这条路上，我们的汽车的一条线路烧坏了，车熄了火。这车在斯威士兰的泥沼地上苦苦走了两天，现在终于不行了。离天黑还有半小时，宿营地就在我们上方，于是我们决定走到那儿去。但我们低估了那段距离，人们在山区是经常会低估两地间的距离的。太阳很快落山了。我觉得，我们俩当时都不太为遭遇动物而担忧。一整天下来，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衣服皱巴巴的。要不是有几个人从后面开车上来，我们大概一点儿不会想到动物的问题。那几个人间：“这附近有犀牛，你们在晚上走不害怕吗?”白犀牛!听起来像麦尔维尔《白鲸》里的白鲸—样可怕!要不是我们累得志了它的话，我们当然会害怕的。  

　　但第二天，当我们去看白犀牛时，却发现白犀牛几乎没什么危险性，根本不像一般犀牛。跟我们一块儿去的那位黑人巡防员神情镇定地下了车，朝一群白犀牛走了过去。这一群共有六只。我们小心冀翼地跟在后面，选择了一条特别的路线，贴着一排很容易爬上去的树走，白犀牛就在离我们不足20码的地方。据我看来，它们跟别的犀牛完全一样，只不过皮色是一种肮脏的灰色。它们从灌木丛里傻乎乎地向外看，那模样仿佛是处在大洪水时代之前一样。白犀牛的视力很差劲，但嗅觉却很敏锐。它们肯定已经察觉到我们临近了，但它们似乎既不吃惊也不生气。　　　

　　相比于白犀牛，普通的黑犀牛才是真正危险的。第二天，我们就遇见了一头大个的母黑犀牛带着一头幼崽。向导坚决不让我们走出汽车去。他告诉我们要让发动机开着，随时准备飞速开走。黑犀牛的肤色实际上是浅桶黄色，由于喜欢在泥巴里打滚，于是成了黑色。黑犀牛是非洲动物中最喜怒无常的，有时它会冲向一辆汽车，要是一个步行的人离它太近的话，它肯定会冲向这个人。想想看吧，一吨重的庞然大物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向你冲过来，你在劫难逃。犀牛内部也不断地发生争斗，包括母犀牛在内。犀牛有两只角，前角约有3英尺长，很尖利，但争斗中给对手以致命打击的并不是角，而是它猛向前冲的、可怕的肩部，这会使它的对手受内伤。实际上，犀牛充分验证了萧伯纳的那个观点。萧伯纳说，食肉动物(狮、虎、豹和许多人)一见到危险就会悄悄走开，反而是食草动物(公牛、犀牛、水牛和萧伯纳自已)最好斗。  

　　犀牛，还有其他的大型野生动物，一向被看作猎人们的特有财产，这些动物应该怎样加以保护?关于这个问题，在火鲁卢瓦我们听到了许多争论。是把它们弄进公园后，就由着它们的本能自行其是，自己去取得平衡?还是当狮、豹和豺给小型动物带来了大灾难时，由人去射死一些狮、豹或豺?是该每年把草烧掉以使它春天长得更好呢，还是不打扰植物的自然生长过程?我们发现，整个东非，人们都在争论这类技术问题。而且，目前似乎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每个公园都有自己的规则。   

　　但最主要的问题却是：野生动物携带一种叫锥体虫的寄生虫（虽然它们自己一般不得锥体虫病)，锥体虫由采采蝇传播。对牲畜和人来说，锥体虫是很讨厌的，它会使人困倦、恶心。动物还传播其他瘟疫、传染病。直到最近，人们还是采用那种简单的办法来扼制这类传染病，即消灭掉野生动物。人们近乎疯狂地屠杀动物，而且这种做法并不限于非洲一地。比如，1924年美国斯坦尼斯洛斯国家公园爆发了一种脚病和嘴病。人们因此杀掉了22000只鹿，于是疾病和动物一起被消灭了。火鲁卢瓦附近的祖鲁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事件。那里爆发了那加那疫(一种由来采蝇传播的传染病)，于是人们开始系统地屠杀全部野生动物。在1942年到1950年间，人们射杀了138329头大型动物，而疾病仍未被消灭。   

　　现在人们试着采用更有效的办法。一种办法是空中喷药。有些地方，人们用剪掉大灌木的叶子的办法来控制采蝇的数量。但这些方法很费钱。每当传染病威胁某一地区时，非洲许多政府的普遍做法仍是下令大量屠杀野生动物。只有在像贝专纳的卡拉哈里沙漠这样偏远的地方，动物才是真正安全的——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内是如此。在卡拉哈里，唯一的道路就是已干涸的河道，这种河一个世纪内只有一两次有水流过。在那里，成群的大羚羊游荡着(大羚羊是一种脸上长着白斑的动物，有两只标枪一样的角)，狮子、弯角羚、跳羚不受人类干扰自由地生活着。在“大羚羊”公园里，唯一的人类的居民就是那四十几个境遇可悲的土著人——他们除了整天躺在阳光下晒太阳外没别的事可干。  

　　至于其他的公园，人们认为，要想让公园生存下去，早晚有一天得给公园装上栅栏——这是个将耗费成百万英镑的庞大项目。南非曾在小范围内修过新的栅栏来保护阿多象——这种象生活在伊丽莎白港附近枝蔓丛生的丛林中。阿多象过去常侵入附近的柠檬林，最后被射杀得只剩下了11头。于是政府介入了此事，建起了由三层护网组成的篱笆，还拉起了11．5英里长的电线，电线杆沉人地下6英尺深。在这个栅栏的保护下，阿多象又开始慢慢繁殖起来了。 

　　但在火鲁卢瓦，人们似乎不太能感觉到这类问题的存在。偷猎者极少；没有狮子吃掉小动物，也没有大象去踩踏附近农田。它是非洲最美的公园。在漫长的雨季，凤凰木、鸡蛋花、含羞草等鲜花盛开，到处是一片清新的绿色。在克鲁格公园，主要是沿林间小路开车，跟动物处在同一水平面上。而火鲁卢瓦却不同，地面被分割成小山、小谷。因为路是沿山脊而建的，你就可以俯瞰动物：不是看见一只一只的，而是一群一群的，而且动物群总是在运动之中。在一次短暂的清早驱车途中，我们见到了犀牛、水牛、牛羚、菇羚(一种羚羊，雄羚身上是暗灰色，背上有一条很亮的白色条纹)、沈猪、黑斑羚、拂拂、猴子、斑马，还有一只鸵鸟。这么多东西是够我们回到“圆顶”屋时故作漫不经心地对邻人提及的了。在近距离内看到的鸵鸟活像一只怪异的大家鸡，它长腿裸露，显得有点不太体面。我听说有时鸵鸟会吞吃石子以助消化。要是我没搞错的话，我们看见的那只就正在吃石子。当我们经过时，它正在啄一堆砾石。我看见它抬起小头来，笨拙地吞了好几下，然后才走开。顺便说一下，人们传说鸵鸟遇到危险时会把头埋进沙子——根本没那么回事。它们有时会把头弯向地面，但这么做只是希望人们在平原的远处不会看到它们。  

　　在火鲁卢瓦，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鹳。它们每年十月左右大群飞往好望角，然后在二月末又重新集合，飞越6000英里，重返欧洲。看鹳集结是一件乐事。某一天会有几只出现在天空中，缓慢地盘旋着，每小时都有新来者加入鹳群，鹳的数目不断增加。第二天，更多的鹤加入缓慢盘旋的队伍。这一过程会持续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最后，这一群鹳的全体成员都集合来了。出发的信号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发出，鹳群开始飞向北方。每年的四五月，在阿尔萨斯—洛林和荷兰，你会发现它们正在修补自己用树枝搭成的简陋的巢——巢搭在小屋子的烟囱管帽上。总有几只老弱病残者无法承受长途飞行。人们告诉我，在冬天，可以在南非的沼泽中发现这些游荡的鹤，仿佛年老的度假者，旅游旺季已过了，还待在几乎无人的海滨旅馆里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