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源于他对十年“文革”的忏悔与反省。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巴金认为自己“由人变成了兽”，也被迫参与了罪恶。所以他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

　　巴金的四川老乡樊建川是将“呼吁”付诸于实践的“中国第一人”。这位有诸多头衔－－四川省政协委员、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知名人士，正在耗资数千万，打造“文革艺术品陈列馆”。

　　樊建川有两大收藏在中国民间堪称第一：“文革”文物和抗战文物，这为他赢得了“文革收藏第一人”、“中国民间抗战文物收藏第一人”等美誉。而“文革”文物是他最重要的收藏，总数有３０多万件。其中包括８０００件瓷器、１０万枚毛主席像章及２０多套制造像章的原始模具、１０多万件票证、２万多张宣传画，以及数以千计的玻璃镜子、座钟表、收音机等“文革”时期的生活用品。目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文革”藏品不过１万余件。

　　樊建川说，他之所以对收藏“文革”文物如此痴迷，是因为“文革”不仅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噩梦，对他本人也有着抹不去的沉痛回忆。樊建川从９岁到１９岁的十年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他目睹他的父亲－－一位南下干部，被抓进批斗大会，戴高帽，跪瓦片，游街示众。而他本人在“文革”中下过乡，当过知青，曾经饿得晕倒在地，送到乡卫生院紧急抢救，才侥幸活过来。

　　“社会动乱、家庭震荡和生活苦难，使我过早地成熟起来。‘文革’结束后，我在第三军医大学教书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文革’文物。”樊建川说，他收藏“文革”文物实行的是“垄断性”收藏，只要是有价值的“文革”文物，他一定不会放过。他甚至用整节火车皮运回从外地搜罗来的“文革”文物。樊建川已从房地产开发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上千万元收购“文革”文物。

　　樊建川认为，“文革”的性质中央已经有明确的结论，就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后人应当铭记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不让历史重蹈覆辙。巴金老人将建立“文革”博物馆作为自己的两大心愿之一，也是出于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但樊建川审时度势，决定先建“文革艺术品陈列馆”。他明确表示，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必要的，但目前时机并不完全成熟。他说：“我作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大量‘文革’文物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但民间收藏的大量内容还是民间生活和民俗、艺术方面的，而官方的权威史料略显不足。同时，我收藏的大量‘文革’史料中，相当一部分会给当时的参与者和被迫害者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适宜建立全方位反映‘文革’的博物馆。而建立‘文革’时期的艺术品陈列馆，理由和史料都是充分的。”    

　　“文革艺术品陈列馆”包括１个广场和１２个分馆，分别是“记忆”（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雕塑广场和“文革”瓷器馆、像章馆、票证馆、镜鉴馆、座钟馆、知青生活馆等。这些分馆的设计者是当今中国最知名的１０多位建筑界高手，如张永和、李兴钢、张雷、王路等。

　　“文革艺术品博物馆”，虽然不是巴金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他仍以一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首开先河，开始正视和记录那一段历史。

　　“现在，我们只能用一种温和的、家常的、民俗的方式，去展示那一段历史。”樊建川说，“比如说，人们看到毛泽东像章，会回忆起或者了解到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看到票证，会让人们了解到有那么一段生活用品紧缺的日子。看到知青馆，会了解到为什么会有大批的城市青年要被送到农村去……”

　　樊建川表示，现代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会让民族的记忆中断，对民族的发展不利。“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必要的，迟早总会有人要站出来做这件事。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和国家领导层越来越重视政治文明，民众已经有了理性地正视“文革”历史的社会心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