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30日，山西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落实煤矿安全责任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的规定》，该《规定》强制性要求死亡煤矿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并规定凡是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的乡镇煤矿，将被依法吊销有关证照，由政府收回采矿权重新公开拍卖。此项《规定》的出台与其严厉措施，不仅加速了煤矿遇难矿工的赔偿和处理过程，也为其他类型的矿难提供了借鉴标准。相比之下，矿难中伤残人员的处理和赔偿则显得缓慢和艰难得多，许多人甚至连治病的钱都难以为继。

　　与那些在矿难中失去生命的工人相比，这些伤残人员无疑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还可以继续感受世界的美丽。但是这些人所忍受的疾病折磨，以及事故处理过程中的无奈与酸涩，确实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身心痛苦向谁诉说

　　俞荣国是湖北省房县中坝乡人，今年42岁。2004年正月过后，他在老乡兼工头鄢正林的带领下，来到山西省蒲县黑龙关镇的玉沟煤矿打工。俞荣国有4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大的也还在上学，还有一个76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尽管一个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但俞荣国还是省吃俭用，将剩余的钱全部寄回了老家。

　　平静的日子持续到2004年12月7日。那天晚上11时多，俞荣国用三轮车拉煤时，因天冷路滑，三轮车翻车，俞荣国被压在车下，造成腰椎骨折、神经压断。次日凌晨5时多，俞荣国被送到临汾市长良医院。以后的5天内，在工友的服侍下，俞荣国动了两次手术。

　　然而，两次手术没能让俞荣国再坐起来。就在他痛苦万分时，又突然接到医院的通知：要么即刻出院，要么交费继续治疗。

　　俞荣国随即用电话联系矿方，矿方让他找工头鄢正林；接通鄢正林的手机，鄢又说此事必须找矿方。就在双方互相推诿中，医院停止给俞荣国用药。

　　2004年农历腊月二十七那天晚上10时，玉沟煤矿矿长张建中以及矿上一个姓韩的会计相跟另外两三个人，来到俞荣国的病房，说要送俞荣国回家。俞荣国提出，回家可以，但必须给足够的医疗费。张建中起初说给两万元，俞荣国不同意。那一夜，双方在“谈判”中度过，俞荣国提出按国家规定的工伤补偿标准赔偿，张建中说不可能。凌晨4时，张建中等人拿出一张协议书，让俞荣国签字，并声称，如果不签字，一分钱也拿不上。不得已，俞荣国只好签了字，并拿了韩会计带来的3万元钱。就在俞荣国的妻子找医院要求办理出院手续时，张建中等人强行将俞荣国抬上了他们事先租好的车。妻子赶紧跑出来护理俞，以至于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从长良医院拿出病历，也没办理出院手续。

　　车一路就没停，两个司机轮开，走了两天一夜，到达房县后，他们把俞荣国放在了大街上，然后调头返回了山西。

　　回到家后，俞荣国病情恶化，不得不到乡卫生所治疗。高昂的医疗费加上全家人的生活开销，3万元的赔偿费不久用完。全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今年6月4日，在当地司法所的帮助下，俞荣国和妻子来到山西找到玉沟煤矿要求赔偿，但玉沟煤矿根本不承认曾经有过俞荣国这么一个工人，矿长张建中也已经不在玉沟煤矿工作。

　　俞荣国和妻子只好住在临汾市的一个小旅店内，每天妻子出门找人，寻求解决途径，而俞荣国惟一能做的就是躺在床上，等待妻子归来。

　　索赔之路布满陷阱

　　俞荣国是不幸的，但毕竟还有妻子的服侍、儿女的慰问，相比之下，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镇光明村的苟朝勇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个发誓要像父亲一样成为英雄的青年，如今品尝到的，只是世态的炎凉和疾病的痛苦。

　　苟朝勇今年25岁。9岁时，母亲去世。16岁时，父亲为救一名落水女性英勇牺牲。父亲的事迹在广元市电视台播出后，许多人提出要收留苟朝勇年仅8岁的妹妹，但被苟朝勇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像父亲那样做一个英雄，抚养妹妹成人。

　　和妹妹共同度过没有父母的第一个春节后，苟朝勇发现家里的余粮已不是太多，他决定出去打工。将妹妹安置到姑姑家以后，苟朝勇坐上了北上的列车。以后的几年中，他干过建筑工，替人看过衣服摊，还自己做过小买卖。1998年9月，苟朝勇来到山西省曲沃县下院村的一个名叫西山一号的铁矿打工，每天收入40元。同年10月16日上午，铁矿掉顶，苟朝勇被砸。

　　苟朝勇在医院的经历和俞荣国差不多，在身体尚未好转时，医院通知他出院。11月17日，铁矿方用医院的救护车强行将他送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让一个四川老乡将他送回了家。与俞荣国不同的是，苟朝勇同样下肢高位截瘫，但铁矿方没有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由于几年不回家，家中房子失修，全部倒塌，回家后的苟朝勇只能居住在邻居们帮他搭建的窝棚中。吃饭也成了问题，全靠村里人轮流送饭度日。其悲惨境况曾轰动一时，被当地媒体广泛披露后，许多人曾为其募捐。

　　1999年2月，白水镇司法所律师吴志国连同光明村书记雷文明找到苟朝勇，两人声称愿意以募捐款为路费，带着他去山西，为受伤致残的事讨个说法。

　　来到山西曲沃后，因苟朝勇无法正常活动，在吴志国授意下，苟朝勇写了一张委托书，申明让吴志国和雷文明全权代理自己处理有关赔偿事宜。在曲沃呆了一个多月后，雷、吴二人告诉苟朝勇，铁矿方根本不给钱，带来的募捐款也花完了，呆在曲沃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苟朝勇一行返回了四川。苟朝勇一直靠政府救济度日，其初中毕业的妹妹，为了养活哥哥，只身去了广州打工。两年后，凭借锻炼，苟朝勇能勉强行走。

　　2005年3月，苟朝勇借了点路费，来到曲沃，打算自己解决赔偿问题。他没有想到的是，曲沃县劳动局和铁矿方拿出了有吴志国签字的工伤协议书，上面清楚写明，总共赔偿2.1万元。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当时吴志国已拿了全部的钱。

　　拿着协议书，苟朝勇欲哭无泪。他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竟然私吞了他的活命钱，如果当时有这笔钱继续治疗，他不至于丧失全部劳动能力，大小便失禁。

　　拒赔竟有三大“法宝”

　　童金华是湖北省的一位法律工作者，他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为湖北的民工提供法律服务。这次俞荣国来山西寻求赔偿事宜，就是依靠童金华的帮助。

　　在谈到事情的处理时，童金华显得很激动。在他看来，“事情其实很简单，很明显，俞荣国的受伤属于工伤，国家有工伤保险条例，我们可以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从工伤认定到伤残鉴定，最后申请劳动仲裁，再不行了到法院起诉，我们是有法可依的。但对方不能连俞荣国是在你的煤矿出的事都不承认，这样太不人道了吧？”据童金华讲，和俞荣国一块来到山西后，他已经对玉沟煤矿的生产情况做了调查，“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煤矿，解决一个工人的工伤赔偿，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童金华认为，事情处理的难点在于“我们是外地人，如果我们是本地人，事情早就解决了。”

　　而有关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偏向本地人，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点曲沃县劳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予以默认。他表示，当时处理苟朝勇的赔偿问题时，他自己也觉得两万多元的赔偿有些少，但见苟朝勇的两个代理人很痛快地答应并签了字，他也没说什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个人心理上，都是偏向本地人的，这个我决不避讳。”这位工作人员说。
　
　　“不是赔不起，而是不想赔，确切地说是不能破坏行情。”在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煤矿老板讲述了自己的观点。据这位老板介绍，在各个矿区，矿难事故的赔偿都是有“行情”的，“伤一个人赔多少，死一个人赔多少，大家都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你的煤矿经营得好一点，出了事你就多掏，那要是我的煤矿经营得不怎么样，万一出了事，人家提出按你家已经形成的标准赔偿，我掏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还不把你骂死？”

　　看来，有法不依、欺负外地人、遵循“行情”是各个矿主处理伤残矿工的“法宝”，也就成了伤残矿工拿到合法赔偿的“天堑”。

　　呼唤赔付制度出台

　　面对记者，俞荣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债务、疾病压得这位湖北汉子透不过气来。他甚至有些“恼怒自己”：“当时怎么不让三轮车把我压死呢？如果我死了，矿上老老实实给我赔上20万，我的家属经济上也就不困难了。现在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

　　苟朝勇居然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现在没有经济收入，没有劳动能力，生存都成了大问题，还不如当初死了，我妹妹可以有钱继续读书，说不定现在都上大学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的矿工都有“宁愿死，也不想成为半个人”的想法。“赔偿跟不上，后半生没保障，妻子儿女受拖累”是这种心态的主要理由。

　　“我认为，还是制度或者法治不完善造成的结果，为什么死亡工人处理得那么迅速、及时，有的地方甚至屡屡出现瞒报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004年11月山西省政府《关于落实煤矿安全责任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的规定》的出台，这项措施让矿主们感到不重视安全生产，导致矿工死亡，不仅要付出高额的赔偿费用，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矿工伤残事故就不一样了，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赔付标准，大家还是在讨价还价中解决纠纷，这本身就是制度的漏洞。”在分析伤残矿工为什么得不到合理赔偿时，山西省社科院经研所赵旭强老师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赵老师同时认为，建立强有力的赔付制度，并让矿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目前解决伤残矿工赔付难题的最好办法。

　　而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认为：“只有前期的安全投入到位，中期的安全管理正规，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矿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